“周队也是的。”后排一个年轻警员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带着点没憋住的怨气,“遇袭了怎么不早点求援?哪怕发个信号也好啊……”“你说什么?”杨震“啪”地一拍桌子,声音像炸雷,吓得那警员猛地一哆嗦。他霍地站起身,胸口剧烈起伏,眼底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蔓延:“遇到那种情况,他怎么可能不求援?现场那么多兄弟,哪个不是穿着这身警服的?哪个不想活?要是能求援,他们会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死光?他们一定遇到了困难?”杨震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带着痛心和愤怒,砸得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牺牲的都是我们的兄弟!是跟我们一样拿枪、一样守着这片地的人!现在他们躺在那儿,连句公道话都没来得及说,你在这说这种话?”那年轻警员的脸“唰”地白了,低下头,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杨震,坐下说。”郑一民拉了他一把,声音沉得像石头,“让亓壮把话说完。”杨震深吸了几口气,慢慢坐下,指节因为用力而捏得发白。亓壮看了眼杨震,继续说道:“杨局说的对,不是周队不求援。我们赶到的时候,发现现场被装了信号屏蔽器,半径至少五公里。我们的对讲机、卫星电话全没用,我想给栾队打电话报信,车开出快十公里,才有信号。”“信号屏蔽器?”张局猛地攥紧了拳头,指腹按在桌上的碎瓷片上,“他们连这都准备好了?”会议室里彻底没了声音,只剩下每个人沉重的呼吸。五公里半径的信号屏蔽,重武器,精准的路线情报……这哪里是临时起意的劫囚,分明是场蓄谋已久的屠杀。杨震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眼前闪过的不是会议室的景象,而是老周平时乐呵呵的样子——那人总爱在食堂抢他碗里的红烧肉,说“杨局你太瘦,得多吃点”;是那些法院、检察院的同事,上次联合办案时还一起熬夜吃泡面,说“等案子结了,请你喝酒”。可现在,他们都没了。他猛地睁开眼,眼底的悲伤被一种冰冷的锐利取代。“查。”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斩钉截铁的狠劲,“查信号屏蔽器的来源,查重武器的流向,查那条路线是谁泄露的!挖地三尺,也要把这群畜生给我揪出来!”张局点了点头,声音嘶哑却坚定:“对,查!不仅要查高立伟,还要查他背后的人!敢在咱们地界上这么干,就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代价!”晨光透过会议室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每个人紧绷的脸上。悲伤还在,愤怒还在,但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正在凝聚——那是属于警察的,绝不会向黑暗低头的倔强。这场仗,必须打,而且必须赢。为了那些倒下的兄弟,为了头顶的警徽,也为了身后这片不能被玷污的土地。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冻住了,郑一民的话像块巨石砸进冰湖,裂开的纹路里透着刺骨的寒意。他指尖的烟烧到了尽头,烫得手指一缩,才慢悠悠地捻灭烟蒂:“高立伟的死刑日期是公示过。但押解路线是法院、检察院、公安三家连夜敲定的。除了参与押解的核心人员,连分局的调度室都只知道个大概范围。”他抬眼扫过众人,目光像探照灯,照得谁都不敢直视:“提前埋炸药,带信号屏蔽器,动用重武器……这不是临时起意,是精准打击。没有内部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掐得这么准?”“内部……”有人下意识地重复这两个字,声音发飘。会议室里静得可怕,连呼吸声都放轻了——谁都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往深了查,可能要动到自己人;再往上,那更是碰都不敢碰的雷区。张局看着底下人或低头、或转笔、或假装喝茶的样子,一股火气“腾”地窜上来,狠狠一拍桌子,桌上的碎瓷片都震得跳了跳:“都哑巴了?老郑的话听不懂?怎么查,给我个说法!”没人应声。过了半晌,角落里一个头发稀疏的老警员才嘟囔了一句:“张局,不是不想查……现场的兄弟都没了,周队还在抢救,死无对证啊。高立伟跑了,这线索断得干干净净,怎么查?”“没法查?”另一个人跟着附和,“再说了,对方敢这么干,背后指不定站着谁……咱们小胳膊小腿的,别到时候案子没查清,自己先栽进去了。”“你想说什么?”杨震的声音像淬了冰,陡然响起。他猛地站起身,警服的纽扣崩得紧紧的,眼底的红血丝比刚才更密了:“想说就这么算了?想说让牺牲的兄弟白死?想说让高立伟那个畜生拿着枪指着咱们的头,说‘你们奈我何’?”他一步步走到那两个说话的警员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地上能冒烟:“你穿这身警服多少年了?”那老警员被问得一愣,嗫嚅道:“二、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杨震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悲凉,“二十三年警龄,你告诉我‘查不了’?当年你追小偷追了三条街,摔断了腿都没说过这话;当年你守在传销窝点外,三天三夜没合眼,也没说过这话!怎么,现在面对真刀真枪的恶,你怕了?”杨震指着窗外的警徽,声音陡然拔高:“你看看那上面的字!‘人民公安’!不是‘人民公务员’,不是‘人民混子’!是公安!是拿着枪、顶着风险,就得把黑恶势力摁下去的人!”“牺牲的兄弟里,有刚从警校毕业的小子,他妈还在老家等着他回家结婚;有法院的老李。还有检察院的小姑娘,才二十五,第一次参与押解任务……”:()重案六组之我在原地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