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源在香港已经待了十一天。
毛人凤给他的期限是两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他住在一家不起眼的旅馆里,房间不大,窗户临街,能听见电车驶过的叮噹声和市井的嘈杂。桌上摊满了报纸、剪报、手稿复印件和一本写满了线索的笔记本。菸灰缸里堆满了菸头,房间里的空气混浊得像隔了夜的茶。
最初的线索是从一个印刷厂发行员嘴里掏出来的。
那个发行员姓陈,四十出头,禿顶,啤酒肚,在几家小印刷厂之间跑来跑去,赚一点微薄的中介费。阮清源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茶餐厅里吃午饭,面前摆著一碗云吞麵和一杯冻奶茶。阮清源在他对面坐下,亮了一下保密局的证件,那人的筷子差点掉进碗里。
“我问你几个问题,”阮清源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平稳,“你帮谁送过稿子到《香港商报》?”
发行员的嘴张了张,又闭上了。他看了看四周,確认没有人注意他们,才压低声音说:“长官,我只是个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阮清源把一沓港幣推过桌面,不多不少,刚好够他跑半个月腿的辛苦钱。
发行员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他把钱收进口袋,咽了咽口水,说:“確实有一个人。不是经常来,但来过几次。穿长衫,高个子,四十来岁。每次都是拿牛皮纸包著的稿子,让我送到《香港商报》给张编辑。他给的钱不少,所以我记得。”
“长什么样?”
“瘦长脸,眼睛不大,鼻樑挺高的。说话带一点北方口音,但不重。走路很快,步子很大。”
阮清源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特徵。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发行员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但他给了阮清源一个方向——那个穿长衫的高个子,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九龙城寨附近。
九龙城寨。香港最混乱的地方,三不管地带,黑帮盘踞,藏污纳垢。如果一个人想在香港躲起来,九龙城寨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阮清源开始在九龙城寨周边蹲守。
第一天,没有收穫。
第二天,没有收穫。
第三天傍晚,他在一家茶餐厅靠窗的位置坐著,面前放著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街上人来人往,有买菜回家的主妇,有放学的孩子,有下班的工人。他的目光像一架精密的扫描仪,在人群中来回扫视。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穿著灰布长衫,个子很高,步子很大,从街角转出来,沿著马路往北走。他走得很快,但步伐很稳,不像是在赶路,更像是一种习惯。他的脸在夕阳的余暉中半明半暗,但阮清源看清了——瘦长脸,眼睛不大,鼻樑挺高。
发行员描述的特徵,全对上了。
阮清源没有立刻跟上去。他等那人走出十几步,才站起来,在桌上丟下茶钱,不紧不慢地跟在了后面。
那人的反跟踪意识很强。
他走了不到两百米,忽然停下来繫鞋带。阮清源早有准备,在他停下的同一时刻转身走进了一家杂货店,假装在挑选商品。那人系完鞋带,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阮清源从杂货店出来,隔著半条街的距离,继续跟著。
又走了一段,那人忽然拐进了一条巷子。阮清源跟进去的时候,巷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人也没有。他站在巷子中间,前后看了看,然后抬头——二楼有一扇窗户开著,窗台上放著一盆快要枯死的仙人掌。
那人从窗户翻进去了。
阮清源记住了这栋楼的位置。
他没有急著行动。接下来的几天,他换了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在这栋楼附近。他观察那人的出入规律,观察他家里有没有其他人,观察他跟什么人接触。
那人每天早晨七八点钟出门,有时候去菜市场,有时候去报摊,有时候只是在街上走一圈就回去。下午基本不出门,晚上偶尔会出来散步。他身边有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女人大概三十七八岁,衣著朴素但整洁,举止端庄;孩子们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上学、放学、玩耍,跟普通的香港家庭没什么两样。
阮清源拍了几张照片,但没有行动。
他在等。等一个確认的机会。
第五天晚上,机会来了。
那人一个人出门,沿著弥敦道往南走了很远,拐进一条小街,走进了一家茶馆。阮清源跟进去,坐在角落里,要了一壶普洱。那人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对著他,要了一壶乌龙和一碟花生米,翻开一份报纸,慢慢看。
阮清源从他的侧面观察了几分钟。
然后,那人忽然转过头来,看了一眼窗外的街景。
阮清源看到了他的正脸。
那一瞬间,阮清源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他见过这张脸。
不是在香港,不是在最近,而是在很久以前——1946年的重庆。
那时候阮清源刚从外勤调回重庆述职,在军统总部的大楼里见过这个人。当时有人给他介绍过:“这是沈逸川沈將军,刚从南京调过来。”他记得沈逸川当时穿著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的少將军衔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腰板挺得很直,说话不紧不慢,给人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