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参见《迪克西使团的使命》,威尔伯·J。彼得金:《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袁西玲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170页。
[26]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路旦俊、陈敬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00页。
[27]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28]参见马歇尔:《我使华的基本原则》,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30]马歇尔:《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364页。
[3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9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32]参见社论《欢迎马歇尔将军》,《解放日报》1946年3月4日;《朱总司令演辞》《马歇尔将军演辞》《张治中将军演辞》《毛主席、马帅互致别辞》,《解放日报》1946年3月5日;《新华日报》的报道记录了马歇尔访问延安的完整行程,《马张周昨日到太原视察,定今日经归绥转赴延安》《马张周昨日赴延安,今日飞汉口视察》《马张周前晚曾留延,延安各界热烈欢迎》,《新华日报》1946年3月4、5、6日;新华社特派员周而复作为“三人小组”随员经历了视察全过程,并于视察结束后撰文在《新华日报》连载,其中“续5”详细记录了马歇尔在延安的活动,参见周而复:《随马张周三将军巡视华北记(续)》,《新华日报》1946年3月11日。
[33]1942年5月下旬,马达、焦心河、庄严三人画展展出了多幅包括风景题材在内的油画和水彩作品,被其他艺术家认为是玩弄色彩、线条构筑的艺术形式,是小资产阶级趣味,是不符合革命需要、不合时宜和错误的。参见周爱民:《“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读书》2005年第8期。
[3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3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3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4页。
[37]詹武、云天:《劳动互助的一些经验》,《解放日报》1945年3月7日。
[38]譬如安塞魏家塔的大变工队规模就比较罕见,包括42名劳动力和20头牛,但在实际生产中,这个大变工队则被分为5个小组进行生产。《安塞魏家塔群众组成大变工队》,《解放日报》1943年4月23日。
[39]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3页。
[4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42]G。斯坦因:《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43]1944年5月20日胡一川日记,《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页。
[44]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45]福尔曼将这批木刻礼物带回美国,后捐赠给纽约公共图书馆。
[46]1944年7月1日胡一川日记,《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374页。
[47]1944年9月24日彼得金日记,威尔伯·J。彼得金:《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袁西玲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48]1994年,达菲夫妇将这批木刻捐赠给了罗德岛艺术学院博物馆。参见RISDMuseum,RetAs:IndDiverse,Feb。18,2000-Apr。16,2000,p。7。2018年,韩伦的子女将他保存多年的木刻套装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参见《鲁艺木刻选》,《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3期。
[49]参见俞子林、陆祖耀:《延安拓本〈鲁艺周年纪念木刻选集〉在上海发现》,《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
[50]譬如,在1942年5月1日军委会致教育部密电中,“民族文化”建设就被作为针对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文化策略而强调出来,参见《军委会关于实施当前之文化政策与宣传原则致教育部密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谈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求其常的……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蒋中正:《中国之命运》,三青团平津支团部1946年版,第51-52页。尽管中共也提倡文艺“民族化”,但与国民党所界定的“民族文化”相比却有根本差异。中共倡导的“民族化”,是建立在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主要含义是民间化和大众化。
[51]参见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
[52]蒋中正:《中国之命运》,第6页。
[53]爱泼斯坦:《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木刻》,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5日。
[54]鲁迅:《新俄画选小引》,朝花社编:《新俄画选》,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页。
[55]鲁迅:《鲁迅致李桦的信》(1935年6月16日),齐凤阁主编:《20世纪中国版画文献》,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