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第五十章 物的统治（第2页）

罗马把整个西方世界变成了它名下的庞大帝国。要治理如此大的一个帝国，需要大批精通行政和司法的罗马公民。在关键时候能当机立断，时刻准备为国家献身的冷静超然的贵族、独守戍边的战士，被树为罗马的模范公民形象。每个罗马儿童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如果他想出人头地，这些就是他效仿的对象。

随着罗马不再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首都，变成了精神中心，德行标准也随之改变。新的统治者需要称职的教士。识文断字、精于辩术取代了共和国和帝国时代备受推崇的作战能力和行政才能，成为新的评判人才的标准。

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十年里，自由土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个人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过着独立、平等、快乐的生活。

在这段日子里，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经济平等。这种平等在第二个五十年里还零星存在，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杰斐逊和昆西·亚当斯时代的平等、自由结束了，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社会重新分裂为两大阶级：债权人阶级和债务人阶级。这时，我所提到的那条古老的历史规律再次起作用了。统治者们不自觉地，仿佛是天生就该如此似的，树立起新的准则，作为他们的儿孙奋斗的目标。

这一次，是对财富的崇拜。这毫无新意。历史上，佛罗伦萨、威尼斯、奥格斯堡、诺夫哥罗德这些商业共和国都曾把聚敛财富当作最高美德。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人能够像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移民那样有机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结果，单纯的物质世界被包围在只有中世纪的教会才有的神圣的光环里。

随着内战的结束和马克西米利安的撤退，美国再也没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一支小规模、高效率的舰队足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当周边地区事态紧张（像1898年西班牙在古巴糟糕的殖民统治迫使美国出兵恢复古巴的独立）时，一支海军和几个团的正规陆军就足以应付。大致上讲，国家的安全有了保障，尚武的品质不再像以前那么必要了。独立、自由这些一个世纪以来边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性格也同样如此。它们只剩下情感上的感染力，成了历史书上和泛泛而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的固有名词，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原因很简单，它们所代表的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在今天凡事都要看银行家眼色的时代只会带来灾难。

拓荒者独立自由的边疆精神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新的统治者需要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从财产的角度来衡量整个世界，宣扬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偶像——“成功”。

不仅仅如此。

西部拓荒者们的精神理念被视为过时的精神奢侈品无情地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行为准则：节俭、经济、固定时间、固定习惯、固定思想、忠于雇主、循规蹈矩、守中庸之道。

这一切转换得十分巧妙而平静。不久，“快乐源于良心”的口号就被“忘记良心，你就会富有”的新口号所替代了。

生活哲学的更新很快就反映在国家的政治机器运作上。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总统们都具有杰出的品质。这不是说每一位总统都是博学之士或治国良才，而是指他们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其中一些人，像波特、皮尔斯和费尔默虽然能力一般，但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是从底层干起，一步步爬上来的。他们是人中龙凤。你要么无比喜欢他们，要么对他们深恶痛绝，然而即使他们的敌人，也不能攻击他们乏善可陈。

那时的美国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生活的大门永远向勤奋的人敞开着。只要你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不断奋斗，总有一天梦想会变成现实。你甚至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载入史册。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切都变了。

儿童们不再被鼓励为入主白宫而奋斗。相反，长辈教育他们一辈子勤俭节约、循规蹈矩可以使他们富裕舒适。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不断地积累就能致富成了他们的人生信条。

议员们不再作为思想的代表前往国会山，不管是好的思想，还是坏的思想。他们成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从董事会那里接受指示，到华盛顿去为公司说话。国家在他们脑子里只不过是些大工厂的联合，他们只是物质成功的代表人士罢了。

那些继续西进，定居在威斯康星、堪萨斯、怀俄明和达科他的拓荒者还没有丢掉边疆的独立精神。他们想要打碎社会主流思想对无生命的物质的崇拜，通过另组政党在政治上表达他们的不满，宣扬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没有成功的机会。在议会，他们遭到无情的嘲弄，如果这还不足以吓退他们，他们就被宣布为历史进步的敌人，遭受封锁和制裁的厄运，直到屈服为止。

上帝的磨盘永不停息地转动着。

煤、铁、铅、水力、石油、银子、金子，所有无生命的物质都被利用起来，为国家增加财富。

数百万移民都被那部巨大的社会进步机器卷起，抛到我们的土地上，为了成功——这个上帝更大的光荣而工作。

曾经有人大声疾呼，反对这个不道德的非人化的社会进程。西奥多·罗斯福被命运女神扶上了总统的宝座，不遗余力地告诫自己的同胞装满钱包掏空灵魂的政策是愚蠢之极的。但是，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社会的进程，这个任务对西奥多·罗斯福来说太艰巨了。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它。他死后，一切又恢复原样，合众国就像他挖苦的那样，还是“没有灵魂的多语混居旅馆、工厂和银行”。

甚至那些天才，最具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也甘愿忍受物的统治，毫无怨言地为新的价值偶像服务。

这种情况下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文学。作为规律，讽刺作家总是比政治改良主义者更有力量。一支秃笔抵得上一挺机关枪。然而，文学也投降了。对现行制度批评最激烈的批评家们被驯服了，拒绝低头的人被踩在脚下，其他的人丧失了勇气，躲在一边唱起了赞歌。

这就是十几年前的情况。东、西两边都有辽阔的海洋与世界相隔开的美国是如此富庶，它可以对南边的邻国颐指气使，任意发号施令而不必担心后果。

在它炮舰所及的地方，它同样可以肆意妄为。当有必要显示武力进行干涉时，美国从不犹豫。

但是，命运之神出人意料地问了个荒谬的问题：

“你已经聚集起如此之多的财富，多得让前人无法想象。你拥有的大工厂、高速火车、摩天大楼比任何人都多。你银行里的存款数以亿计，人均国民财富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你拥有了一切，那么你拿这些财富来干什么呢？”

我们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