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医院做不了开颅手术,连夜转去市里。
那一夜我没合眼,年年也没合眼。她一直哭,哭累了睡十几分钟,醒了继续哭。我抱着她在IcU门外的长椅上坐到天亮,脚边的地板上全是奶粉洒的白沫子。
第二天下午,望来把我拉到楼梯间。
“脑干出血,”他说,背对着窗,脸在暗处,“医生说……最好的结果也是瘫痪,说话、吞咽、大小便,全都不行了。”
他点了支烟,手在抖。他不抽烟的,这包烟是问隔壁家属借的。
“姐呢?”我问。
“在病房守着,赶都赶不走。”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楼梯间有扇小窗,玻璃上糊着陈年的灰,透进来的光是浑的。
“田颖。”他忽然叫我的名字。
我转头看他。
“咱们家……”他说了三个字,顿住,烟灰落了一截,没弹,就那么举着,“得扛。”
他把“扛”字咬得很轻,好像怕咬重了,这个词就会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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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在IcU住了十二天,转进了普通病房。
这十二天花掉十七万。我家的存折只有八万,大姐拿出来六万,望来又找厂里借了三万。厂里仁义,没让写借条。
转进普通病房那天,公公醒了。他不能说话,右半身动不了,只有左眼能眨。望来凑近了喊爸,他眨一下眼。大姐喊爸,他又眨一下。我抱着年年凑过去,说“爸,年年来看您了”。
他把左眼缓缓闭上,过了很久,有一滴泪从眼角渗出来,流进花白的鬓角里。
大姐一下就哭了。她趴在床边,肩膀一抽一抽,不敢哭出声。
“爸,您快点好起来,我跟您说好了,等您出院,咱家院子铺水泥,您不是一直嫌地不平吗?铺了您推年年的小车就不颠了……”
她说着说着,把自己说哽咽了。
公公不能答话,只眨了一下眼。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公公眨眼的动作。后来我再想起他,脑子里定格的永远是这一帧——左眼慢慢闭上,眼角那滴泪不肯落,悬了又悬,最后顺着太阳穴滑下去,消失在那片灰白的头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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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倒下后,大姐揽了陪护的活。
她说我夜里要喂奶,不能熬;望来白天要上班,厂里已经批了他半个月事假,再批下去饭碗要悬。她一个人住病房,租了张折叠床,每天给公公翻身、擦洗、接屎接尿,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
那段时间大姐瘦得厉害。
我每次送饭去,都看见她坐在窗边那张塑料凳上,对着外面发呆。十一楼的窗外没有风景,只有对面的住院楼,灰白色的墙,密密麻麻的窗格。她能把那片墙看一整个下午。
“姐,您歇会儿。”
“不累。”她回过神,笑笑。
她头发白了很多。不是慢慢白的,是一茬一茬往外冒,像入冬前最后一拨霜打过的草。她才三十八岁。
十一月十一,光棍节。
那天傍晚下着雨,我炖了鸡汤送去医院。推开病房门,大姐不在公公床边。我以为她去打热水了,把保温桶放下,等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后我在护士站后面的走廊找到她。她倒在地上,头歪向一边,手里还攥着那张准备去打热水的开水票。
那天晚上,轮到望来蹲在IcU门外了。
他没有蹲长椅,蹲在地上,背靠那堵灰墙,手里攥着大姐的检查单。ct、核磁、抽血报告,薄薄的几张纸,被他攥出深深的指印。
“医生说脑袋里有东西,”他说,声音像砂纸打磨过,“要等病理。”
“能治好吗?”
他没回答。
第二天下午,我去病房收拾大姐的东西。床头柜里有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红色的,比巴掌大一点。她把针别在领口,线团滚在枕头边,好像只是出去打水,随时会回来接着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