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八千块,我们找到十一点才找出来。是一张发票的金额输错了,应该是八千三,输成了三百。李恬看着那个数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你说,人是不是也这样?”她突然说。
“什么?”
“明明只差一点点,但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儿。等你找到了,发现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数点、一个数字的事。”
我看着她,没说话。
“我跟张建国,可能也是这样。”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问题,他对我也好,我也喜欢他,但就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一点在哪儿,我一直找不到。”
“现在找到了?”
“找到了。”她坐直身体,转头看着我,“那一点叫‘尊重’。他可以对我好,但他没办法把我当成一个跟他平等的人。在他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强势、可以霸道、可以控制,女人就该听话、就该顺从、就该感恩。他对我好,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对我好,不是因为他在乎我想要什么。”
她停了一下,笑了笑。
“我花了快两年才想明白这件事。你说我是不是很笨?”
“你不笨,”我说,“你只是认真。认真的人,总是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哭。
“走吧,”她站起来,关了电脑,“我请你吃宵夜。”
“大半夜的吃什么宵夜?”
“烧烤!我知道有一家开到凌晨两点的。”
我们裹着大衣出了写字楼,外面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李恬把红围巾围了两圈,只露出一双眼睛。
“田颖,”她的声音从围巾后面传出来,闷闷的,“你说,我以后还会不会遇到一个人?一个真的把我当人看的人?”
“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值得。”
她停下脚步,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巴,笑了。
“你这个人,”她说,“说话真肉麻。”
“实话而已。”
“行,那就借你吉言。”她挽着我的胳膊,“走,吃烧烤去。”
那天的烧烤我们吃到了凌晨一点。李恬喝了两瓶啤酒,脸红扑扑的,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欢快。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爸教她解方程,说她妈逼她学钢琴,说她第一次考cpA的时候紧张得把准考证号都填错了。
“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怕失败。”她说,啃着一串鸡翅,“我怕考不过,怕被裁员,怕找不到对象,怕让别人失望。所以每次遇到问题,我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而是去想是不是我的错。”
“这是病。”
“我知道。”她点头,“得治。”
“怎么治?”
“先把那个让我得病的人踢出去。”她举着鸡翅,像举着一面旗,“然后再慢慢治。”
我笑了:“这个思路对。”
“对吧?”她也笑了,“我觉得我最近进步挺大的。”
“确实。”
“那我再进步一点。”她放下鸡翅,认真地看着我,“田颖,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
“什么事?”
“我之前跟你说,张建国让我辞职的时候,我说我差点就交了辞职信。其实——我交了。”
我愣住了。
“交了?”
“交了。”她低下头,“上个月的事。我去找我们经理,说我想辞职。经理问我为什么,我说想休息一段时间。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让我回去再想想。她把辞职信压下来了,没交上去。”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