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第二章 古希腊人的崛起（第2页）

[墨里俄涅斯（Meriones）的礼物]戴在他的头上；

内外衬着整齐柔软的羊毛，

野猪龇着白牙在其上狞笑。[17]

考古学家们已经在迈锡尼墓地中找到了若干只这样的野猪牙头盔。在《伊利亚特》中，荷马还描述了在特洛伊城下丧生的希腊勇士帕特洛克勒斯（Patroclus）的葬礼。这段描述与勒夫坎第的葬礼有着相似之处。葬礼包括为死者举行火化仪式，将他的骨骸放入一只特殊的坛子里（在《伊利亚特》中是金质的，勒夫坎第的是青铜的），用特殊的织物包裹遗物（勒夫坎第的葬礼织物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古希腊布料），以及陪葬马匹（《伊利亚特》里是四匹，与勒夫坎第的相同）。

在上述例子中，荷马对文物的描述与现实有着相当差距，这种脱节长达三个世纪左右。对此，现代学者提出了一种解释。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Parry）认为，荷马的诗歌乃是数代人口头作品的累积。早在希腊人尚未有书面作品、只靠口口相传的时代，这些故事的早期版本已被诸多诗人吟唱。这些作品是记忆与即兴创作的结合，诗人们运用固定的表述方式，从而更容易在贯穿全诗的节奏韵律中加入自己的即兴创作。

一代又一代的吟游诗人会带着各自时代的色彩去讲述关于古代早期战争的传奇及结局，让故事更贴合当时的听众。或许，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勒夫坎第葬礼上，就有一名吟游诗人为了迎合那些聚集在发夹形建筑大厅里的贵族听众，将按照当地礼仪为贵族夫妇举行的葬礼与帕特洛克勒斯的葬礼相提并论。

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荷马史诗对古代世界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众所周知，这些史诗对神祇和凡人的描述，对神力和人类命运的描述，深刻地影响着希腊人对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的想象。对荷马诗歌的引用渗透到古人的言谈论述中，就如同近代的詹皇钦定版《圣经》丰富了英语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后来的希腊文人一提笔，脑海里就回响起荷马的诗篇。

所有这些之所以有可能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乃是因为荷马的口头诗歌在某时化为了文字。自迈锡尼王国覆灭之后，希腊一直都没有书写记录。近来，研究人员推断，新希腊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晚期，与如今被欧洲人收藏的三块在埃及发现的铜匾恰好处于同一时期。加州马利布的盖提文物实验室对这些铜匾的真实性进行了检测，发现每块铜匾的正反两面都刻着希腊式字母表。

无论是谁写下了这些字母表，这种古老的希腊字母都与线性文字B有着划时代的差异。靠着生活在地中海东部港口的航海者们为媒介，希腊人认识了腓尼基人使用的字母。在埃及发现的字母表说明，几何时期的希腊世界正通过航海和贸易逐渐地再次与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相连。

彼时，希腊人已经至少有五个世纪没有文字了。腓尼基字母并不完全是我们当代意义上的字母，因为它只包含了辅音符号。出于某种原因，希腊人在借鉴腓尼基符号的基础上加入了希腊语元音发音，极大地丰富了字母组合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字母一种发音”的形式。

这批现存最早的新文字表明线性文字B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雅典的国立考古博物馆内陈列着1871年从一个墓地中发现的一只特别的酒罐。它出自公元前740年左右的雅典陶工之手，罐身上画着当时几乎不再流行的几何纹样。罐子肩部是用新字母书写的文字，笔画显得相当生疏：“这些翩翩起舞的舞者中的翘楚……”[18]第二行文字难以辨认，一般推断是“（罐子）是他的”——也就是说，这只陶罐是胜者的奖品。第一行文字采用与荷马诗歌同样的韵律，而这种韵律所暗示的历史时间正是该陶罐的价值所在。它表明，希腊人在探索新文字的表达形式方面没有浪费丁点时间。有权威人士认为，更大规模地将荷马史诗诉诸文字也发生在该时期，即公元前8世纪后期。或许，当时有名诗人对先前那些庞杂的口头素材进行了加工和整理，或许，他曾被人们称为荷马。

在荷马史诗展现的那个世界里，书写似乎还不是寻常易事。这就意味着，在这些诗歌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时代里，新希腊字母依旧是新鲜事物，希腊人运用新字母进行读写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除此之外，荷马史诗中是否还体现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字转化时期的其他现实状况呢？这其中大有值得讨论之处。

例如，有一个片段似乎暗示了此后的希腊政治。《伊利亚特》中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王召集包围特洛伊的希腊军队开会。手执兵刃的贵族维持会议秩序，确保每个人都遵守规矩。阿伽门农在会上发言。接着，一名素来喜欢挑战权威的普通士兵居然出言不逊。他提醒阿伽门农，若不是多亏了本方的将士们，统帅大帐里怎能堆满特洛伊的战利品。

毫无疑问，那是个国王和贵族统治普通民众的社会，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然而在这一幕里，荷马似乎为读者勾画了一种景象，即贵族和他们的属下共同参与集体政治的可能性，有发言权的不是少数人或一个人，而是多数人。事实上，以特定地域为基础且强调集体生活的协同社会，正是自公元前8世纪起的古希腊新政治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记录历史时间和事件，如今的专家们在考证此后的历史时终于可以依靠古希腊人自己的记录。因此，按照习惯上对古希腊历史的划分，公元前8世纪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古风时期（ArchaicPeriod）始于公元前776年，即史料记载中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年份。

考古学家们已经在昔日的宗教活动场所发现了一些关于集体社会在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有力证据。优卑亚岛，即今天的埃维亚（Evvia），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勒夫坎第考古现场向东南约15英里，现代化的海岸公路直通往一个古代城镇之上建起的19世纪小城厄律特利亚（Eretria）。古代遗址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隔着铁丝栅栏，游客们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结构异常复杂的地基。最上面的一层曾是建于公元前525年的一座希腊庙宇，其下两层则属于一栋形似发夹、一端呈弧形的建筑。

该建筑比庙宇早两个世纪，建于公元前725年左右，用料简陋，墙体仅由干泥砖筑成。尽管如此，这栋早期建筑仍旧非常引人注目，单单长度就大致可做个40码[5]冲刺——一种很常见的美式足球速度测试。当年，它定然是这一带的核心建筑。

考古学家们推测，这栋发夹形建筑与两个世纪后建于其上的多利克式庙宇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是为了献给希腊的阿波罗神（Apollo）。就建筑目的而言，它表达了当地人强烈的宗教情感。就实践层面而言，它是神祇的象征，为古希腊的祭祀提供了核心场所。与很多其他文化中的圣地一样，这样的场所会在同一个地点反复重建。

从总体上看，这个庙宇好似本章先前提到的勒夫坎第发夹形建筑的缩小版。我们已经知道，那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勒夫坎第发夹形建筑属于埋葬在其中的两名贵族。有可能还是他们生前的住所。

早期的贵族有可能也掌管祭祀，在其住所里守护着本地神祇的祭品。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厄律特利亚发夹建筑和其他一些公元前8世纪的“最早的庙宇”意味着一次宗教改革。人们仿照当时的贵族宅邸建起新的公用建筑，用于保护属于神祇的东西，也令更多民众得以接近神祇。荷马笔下那个倔强平民的抗议之声好像越来越近，政治意识变革的脚步虽然缓慢，却指向了更广泛的群体基础。

彼时的宗教风俗为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政治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剂。当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以群体的形式去崇拜其共有的圣所时，他们就参与了现代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构建。由此可见，古风时期的希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受到了神圣信仰的影响，且正在形成一种大致相同的宗教模式和众神崇拜。另一处圣地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希腊宗教手段是如何在凝聚民众、融合社会交流方面发挥作用的。

奥林匹亚（Olympia）是希腊人崇拜宙斯（Zeus）的主要圣地之一。公元前8—前7世纪时期，这里是个植被丰富、临近河流的户外活动场所。通过当地的现代博物馆，人们多多少少可以领略它昔日的风貌。博物馆的展品包括成箱成箱的金属制品，其中有很多状如釜鼎的青铜器，三足，可在器皿下生火烹煮食物。

如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通过网站订制一只现代巫婆锅。它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如果在其中投入制造商一并提供的特殊酱料，锅就会变得好似有魔力一般。奥林匹亚的古代铜釜的演变与此大同小异。彼时，这样的釜鼎在希腊已存在了很长时间，“三足”（ti-ri-pode）这个词汇在青铜时代的迈锡尼线形文字B中就已出现。与巫婆锅一样，原本普普通通的烹饪器皿变成了某种特殊的、神圣的东西。奥林匹亚有一只巨大的釜鼎，鼎身宽两英尺有余，釜沿刻着当时的古希腊地方文字，意为“宙斯的祭品”。

这些古老的釜鼎传达着雄浑的气息。很多釜鼎都带有金属附件，且往往是唯一留存至今的部件：有角的公牛或高举长矛的男性武士。这些附件提升了釜鼎本身的价值，让它们显得华丽精美，也因此更加昂贵。荷马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釜鼎。根据荷马的描述，它们在运动会的筹备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来象征死去的希腊英雄帕特洛克勒斯的葬礼[6]：

首领留下众人，

将他们带到一块开阔地；

他们围成一圈；接着从船上依次而下

一队阉牛、骡子和气宇不凡的马匹，

还有花瓶和釜鼎，皆为葬礼上的竞技……[19]

有专家认为，这些釜鼎仪式都是为了祝贺在早期只有男性参加的奥林匹克长跑比赛中获胜的选手。这一古代运动会诞生于奥林匹亚，是希腊“捍卫王权”的贵族阶层的集会。釜鼎从不离开圣所，因为获胜者会将它们留下来作为“宙斯的祭品”献给这位大神。当参赛者为了一场角逐拼尽全力，用荷马的话说，“被死亡紧紧地扼住双手”，真正的希腊贵族会在那一刻成为“伟大的埃阿斯”，想象着自己在荷马的战斗中拼搏。

奥林匹亚位于距伯罗奔尼撒西海岸不远的内陆。如今，这个考古胜地为游船开设了专属港口，再也不似过去那般遥不可及。但在公元前8—前7世纪时期，该地并非希腊的核心地区，交通不便。或许正是这一因素促使希腊各地的贵族定期来此聚会，他们可以在奥林匹亚尽情交际而不必受到傲慢的地方势力的制约。

正如釜鼎上的铭文所示，贵族运动员们为了宙斯的荣耀而竞争，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荣耀。有了竞赛、在釜鼎中烹煮牺牲的仪式以及献祭，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聚会成了一种宗教活动。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是古希腊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古代埃及人也从事体育运动，比如从搏斗和狩猎等原始需求中演变而来的赛跑、投掷和摔跤。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同样也要搏斗、狩猎，与他们的老邻居们相比，古希腊人即使算不上更富有竞争性，至少也是旗鼓相当。他们文化上的特殊性在于把运动比赛当成一种旨在取悦神祇的虔诚献祭。

反过来看，古希腊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受到以荷马为代表的一代代吟游诗人的艺术影响。在他们心中，神祇们不仅在外貌上、也在情感上与人类相似。因此，古希腊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类人的神会中意在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人类佼佼者的礼物，也同样会喜欢出自人类工匠大师之手的精美物品。

与平日里相比，在奥林匹亚这样的宗教盛会上，来自不同群体的古风时期的希腊贵族们谈论得更多的或许是散布各地的希腊语使用者之间的共性。贵族们往往非常看重血统。我们可以从荷马笔下的希腊勇士清楚地看出，出身高贵是他们那个阶层的特点。名叫格劳克斯（Glaucus）的勇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此人公开炫耀自己的五代祖先都是国王和伟大的武士。当古风时期的希腊人说起广义的希腊身份时，很自然地会把希腊人划分成不同的家族谱系。

“海伦（Hellen）的后代，好战的国王多洛斯（Dorus）、克苏托斯（Xuthus）和伊俄勒斯（Aeolus）纵马驰骋。”[20]这句话出自一首创作于公元前700年左右、现已失传的希腊古风时期的诗歌。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诗中梳理了当时的神祇与英雄谱系，妙笔生花地着力赞美了那些迷人的女性，称多亏了她们旺盛的生育力，这些家族才能香火绵延。

事实上，古风时期的希腊人认为自己来自同一个谱系，是由单一民族分化成的若干支系，有着共同的祖先海伦。正如上文引述的，海伦诞下了多洛斯，后者则是多利安希腊人的祖先。这首失传的诗歌中还提到克苏托斯的儿子——伊翁（Ion），是爱奥尼亚希腊人的祖先。

由神话人物衍生出家族谱系的方式绝非希腊人独有，亚当和夏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古希腊人（Hellenes）而言，他们传奇的家族树同样有着神圣的根源。海伦的父亲正是宙斯本尊。

奥林匹亚的那些釜鼎表明，古风时期的希腊世界正变得越发富足。除了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存在有权有势的贵族，但古风时期的希腊人多以地方社群为单位，扩大决策群体的呼声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很多希腊定居点都显现出自治共和体的特征，颁布法律、发动战争，并在其他诸多方面表现得如同一个微型国家。

从地理上看，定居点的核心区域好似一幅政治拼图，涵盖了希腊大陆的河谷与山地、爱奥尼亚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土耳其的西海岸。古希腊人对此类定居点有个专有名称，通常翻译成“城邦”（citystate或-state）。“政治”（politics）一词正是来源于古希腊词汇。接下来，我们就该说说这个polis——希腊文明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