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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同中存异雅典和斯巴达（第2页）

后一个目的暗示着，即便修昔底德知道实际的演讲内容，仍有可能对其中部分进行了改编。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尤其是，我们无从得知葬礼演说是否反映了历史上的伯里克利真实的所思所言。不过我认为，修昔底德不至于让自己的记述与当时在场的雅典人的记忆全然相悖。

在歌颂那个雅典士兵为之献身的城市时，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赞美的是它的民主色彩，包括“在解决私人纠纷时平等对待每个人”[126]的城邦法庭。雅典人竭尽全力确保其司法体系中的陪审团不会受到财富与权势的干扰。他们向担任陪审员的公民支付报酬，并发展出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通过陪审员“票”的方式将陪审员随机地分配到特定的法庭。所谓的陪审员“票”就是刻有公民姓名的铜条，如今在博物馆里保存着不少。

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主制度里每个人的政治机会。得益于我们早先提到的抽签制度，“贫穷”不是担任公职、服务城邦的障碍。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也助长了精英主义，因为“优秀的”[127]公民可以凭借美德提高自身在城邦中的地位。

有鉴于此，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的通篇演讲都贯穿着一个如他本人那样的男性公民形象。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可能是最注重全体公民的古代社会。然而，当时也存在相当多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女性公民就是其一。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只提到她们一次，就是对在场的阵亡士兵的母亲和妻子们的话：“如果你们能恪守自然为你们的性别设定的标准，你们就是值得赞美的；如果她们不会成为男人们的谈资——无论是好是坏，则她们也是值得赞美的。”[128]这个伯里克利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罗马时代的一名作家——相比于我们，他在时间上与伯里克利近得多——如此注解：“好女人的名声应该和她本人一样，闭门不出。”[129]即便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伯里克利”——更不用说真实的伯里克利——对此做何感想，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即雅典人与同时代的其他由男性主导的希腊社会一样，认为女性不适合参与政治决策，因为她们生来就该深居简出。这种想法在古代希腊人中非常普遍。大约就在那一时期，希腊医学家开始构造虚假的生理学理论作为解释：女性的身体潮湿而松软，从根本上有别于、且逊于男性坚硬而干燥的身体。

当然，在雅典相当普遍的奴隶就如同雅典公民的私人财产和牲畜，也不享有政治权利。与现代民主国家一样，雅典的外国居民同样被排除在参政议政的行列之外。当时住在雅典的很多登记居民——希腊人称他们为“外邦人”——通常是被这个繁华城市的商机吸引来的商人和工匠。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往往觉得他们自私自利、缺乏公民意识，虽然肯定不是所有人皆如此。雅典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雅典公民的身份。根据伯里克利的规定，只有亲生父母皆是雅典公民，其子女才能获此身份。客观地讲，在这种掺杂了雅典公民身份及相应的特殊利益的狭隘民主之下，移民们很难心甘情愿地将公共福祉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雅典西南约140英里，从地峡出发的高速公路穿过山岳起伏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没入一片群山环抱的绿色谷地。自然环境的优美更衬托出昔日栖居此地的古希腊人生活方式之严苛，且此番鲜明对照自古便为人们津津乐道。这里就是斯巴达人的故乡。他们自公元前5世纪起便与雅典人展开竞争，后来更是发展成公开敌对。

这些一路向西高耸入云的山脉中最壮观的当数泰伊格图山（Mouus），连绵的山峰之巅覆盖着皑皑积雪，直到五月方才消融。古时，这里曾有熊出没。为了了解古代斯巴达人，我们的目光必须越过这些巍峨的山峰，投向遥远的另一侧。

如今，卡拉马塔（Kalamata）是这一地区的中心。正如以多汁的橄榄命名的现代城镇所暗示的那样，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农田地力肥厚。在小城西北约24英里处，如今的橄榄产区括帕纳吉村（Kopanaki）附近，希腊考古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个公元前6—前5世纪时期的古代农场。这栋矩形建筑颇具规模，长约100英尺，分上下两层。此处考古遗址后来不复存在，只有卡拉马塔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些当时的文物，包括用于储藏农产品的大陶罐碎片。

倘若这一切听上去索然无味的话，那么专家对农场类型的认定一定能让你兴奋起来。专家们认为，这里有可能是由奴隶耕作的大型庄园的中心区域，类似于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种植园主”是斯巴达人，奴隶则被称为黑劳士（Helots）。公元前7世纪的一名斯巴达诗人曾描绘了黑劳士的悲惨生活：“像背着重负疲惫不堪的驴子，他们被可怕的生活所迫，将地球上一半的果实带给主人。”[130]

斯巴达不是希腊唯一剥削底层农耕者的城邦。令斯巴达人显得不同寻常、甚至独一无二的是他们对待这些农奴之残酷。即便在如古希腊那样的奴隶制社会里，斯巴达人的残忍也足以令其他希腊人侧目。

修昔底德描述了一桩发生在公元前424年的特殊事件。彼时，约有2000名黑劳士在斯巴达人手中“消失”了，厄运降临在他们头上，只因“他们最勇猛，最有可能反叛”[131]。早在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希腊人就对年轻的斯巴达武士趁着夜色四下游**、随意杀戮黑劳士的做法有所耳闻。[132]他们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公然杀人，因为那时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识别和挑选出在田间劳动的体格最健壮的黑劳士。

古人们自己也不知道斯巴达人是否始终如此对待黑劳士。关于古斯巴达的很多方面，学者们都无法确定，但相关争论不能在此一一展开。修昔底德记述了公元前464年泰伊格图山脉两侧爆发的黑劳士起义。这样的奴隶起义在古代并不常见，因为奴隶们通常来自不同的地方，经由奴隶市场被贩卖到劳作地，彼此间往往语言不通。

不过，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此次反叛的黑劳士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他们是泰伊格图地区原住民的后裔，在被斯巴达人征服以前就自称“美塞尼亚人”。倘若山区的黑劳士的确拥有共同的祖先，且在遥远的古代都曾有过被暴力征服的经历，并在困境中建立起了身份认同，那么这一切就有可能激励他们团结一致、冲破斯巴达的枷锁。

黑劳士反抗的威胁令他们的斯巴达主人惊惧不已。修昔底德对斯巴达人统治下的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着个人认知。他认为，斯巴达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是按照防范黑劳士的需要来安排”[133]。斯巴达人总是忧心忡忡，这不仅是因为唯有依靠黑劳士才能令他们免于田间劳作，也因为黑劳士的数量超过他们。

按照希腊的常规标准，斯巴达算是人口稀少。这里主要指的是身强体壮、能够作战的斯巴达男性。与斯巴达在外界的军事影响力相比，他们的男性人口不足，而且还在不断下降。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480年时的一名斯巴达人告诉波斯人，斯巴达“约有八千名男性”[134]。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根据消息灵通的亚里士多德的记录，这一数字减少到“不足一千”[135]。

一名古代作家描述的斯巴达风俗，如果是出于鼓励生育的目的，倒是说得通：

因为在斯巴达人中，这是个世代相传的风俗，三到四名男性共有一个妻子是普遍现象，如果是兄弟，则人数甚至更多。生下的后代属于大家。如果一个男人已经诞下了足够的子嗣，将妻子送给朋友的做法不仅被视为高尚的行为，而且相当常见。[136]

这种风俗可以解释，为何其他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与大多数希腊城邦截然相反。不过，当斯巴达的辉煌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记忆最深的则是另一件事。

他们称之为斯巴达的“纪律”，即斯巴达战士的兵营生活方式。与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雅典在内的大多数希腊城邦相对业余的公民农夫军相比，斯巴达的军旅生活显得严格得多。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赞美了雅典士兵的业余素质。他说，作为战士，雅典人勇气可嘉。反过来看，这也是由雅典生活方式造成的，就道德层面而言，雅典人的生活方式优于他们的对手。当“伯里克利”提到那些“自幼通过艰苦训练去培养勇气”[137]的不具名的敌人时，听众们立刻便知道他指的是谁。在古希腊，只有一个城邦会训练儿童作战。

这种生活方式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斯巴达男性用餐的男性俱乐部。作为保有公民身份的条件之一，每名俱乐部成员都要从其由黑劳士耕作的农产品中贡献出一份。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斯巴达人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继续缴纳份额。至于何以如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公民数量的减少乃是由于斯巴达的继承法使得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结果，有些斯巴达人拥有过多的财产，而有些则太少。”[138]既然贫富悬殊在当今世界也造成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或许不该为斯巴达人未能解决经济差距问题并导致公民数量下滑而过度指责他们。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对黑劳士也有一套严格的“纪律”监管措施。当然，这个城邦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对青少年的军事化训练，男孩子一到七岁就被从家里带走参加军训。

有一个考古现场便与这种训练密切相关。从雅典到斯巴蒂（Sparti）——建于古斯巴达之上的现代城镇——的高速公路穿过欧罗塔斯河（RiverEurotas）的砾石河滩和城镇郊区，直通中央广场。沿着公路，你能看见褐色和黄色的考古学标志，引导着参观者循小路一直走下河岸右侧一个古老的挖掘现场。

同大部分古斯巴达遗迹一样，这里零落残破，你得充分发挥想象力。坍塌的石块上用古希腊文刻着“吕库古（Lycurgus）的传统”。他是古代立法者，也是斯巴达人心目中规划了其生活方式的智者。至于其他的断壁残垣，除了一大片露天祭坛遗址之外，并无法让我们领略昔日斯巴达信仰中心的生活。

这个祭坛里曾上演着斯巴达青年训练的独特测试：

他（吕库古）一方面把从奥西亚（Orthia）祭坛盗取尽可能多的奶酪的行为设为一种荣誉，另一方面又命人鞭笞窃贼，以此表明，一个人若能忍受短暂的痛苦，或可最终赢得名誉与幸福。由此可见，在需要迅捷的地方，懒散往往不仅得不到好处，反会招来麻烦。[139]

这段描述来自一名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他对斯巴达知之甚深，且有可能目睹过这种从女神奥西亚的祭坛上偷奶酪的活动。参加试练的斯巴达少年必须身手敏捷，既要抢到奶酪又要避开鞭子。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斯巴达教育的某些目标：不仅要提倡男子汉的勇气，也要学会隐蔽和狡黠——这可是现代特种部队军人所需的素质。由于少年们是受命行动，因此也学会了服从。此外，一旦任务完成，他们亦能体会到共同经历磨难并生存下来的团队精神。

至于这种教育中是否带有同性恋色彩，古代作家们意见不一。一名亲身到访过斯巴达并对这个城邦推崇备至的雅典人说，斯巴达人把触摸男孩视为“最可耻”[140]的行为。与此相反，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罗马名人认为，斯巴达风俗允许“隔着斗篷（或遮盖物）拥抱和躺卧在一起”[141]，相当于穿着衣服**。这名罗马人就是西塞罗，他或许是从当时的一名斯巴达来访者口中得知这些细节的。虽然听上去古怪，倒未必是无中生有。

斯巴达不只是个新兵训练营，至少这不是它的唯一一面。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橱窗里陈列着考古学家自20世纪以来陆续从奥西亚神殿发掘到的文物，其中包括数千块残缺的陶土面具[142]，它们是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人献给女神的祭品。

这些面具大多带有强烈的戏剧化表情，比方说紧皱眉头，且分为若干类型，如老妇人、年轻人和武士。由于大多较小，不适合佩戴，因此学者们认为，它们乃是献祭者留给奥西亚的面具复制品，而那些真正的演出面具则使用易腐烂的材料——比如亚麻布——制成。至于当年上演的是怎样的剧目，专家们各执己见。

最新的研究认为，斯巴达人在类似滑稽剧的喜剧表演形式中使用了假想的戏剧原型元素：闹剧中戴面具的表演者、夸张的人物和不真实的情节。通过这种方式，斯巴达人对奥西亚的崇拜活动甚至可能推动了古风时期从希腊圣地的面具表演到成熟的剧场演出的发展。不过，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最终的转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而不在斯巴达。

关于斯巴达早期的艺术和创造氛围，还有另一些线索。在卢浮宫里陈列的一张莎草纸上，公元前7世纪的一名斯巴达诗人写下了对两名斯巴达美少女的比较：

你没看见吗？

一个是来自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的赛马。

但另一个是我的亲戚哈戈斯库拉（Hagesichora），

满头如不朽黄金般的长发，

还有她那银子般的面颊——

我能对你说什么呢？

她是哈戈斯库拉。[143]

古老的证据并未告诉我们斯巴达人究竟在何时、又是如何开启了令他们扬名千古的严酷而刻板的军事化生活模式。或许是在黑劳士反叛的压力之下。而且，这一转变似乎恰逢公元前431年爆发的斯巴达与雅典大战。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因同样的希腊血统而在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斯巴达人也有一座卫城，虽然不如雅典的那般巍峨。卫城之上也有一座神庙，供奉的是同一个保护神，用斯巴达方言叫作“雅塔娜”（Athana）。不过，当古人们谈到这两大强邦之间那场灾难性的冲突时，往往喜欢视之为二元对立的交锋。我们将在下一章就此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