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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闪电之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第2页）

通过向亚洲新臣民派驻总督、税吏和驻军，亚历山大建立大帝国的意图已显现无遗。以埃及为起点，他的足迹一路踏过现代叙利亚，然后向东转入如今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公元前331年10月，在尘土飞扬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在古代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即摩苏尔（Mosul）——附近，他遇到了率领着一支新波斯军队的大流士。亚历山大第三次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流士再次弃车而逃。

有专家认为，按照传统，波斯国王在战斗中可能更多地充当督战者的角色，他独一无二的身份要求他在战事不利时及时撤退。马其顿人必然将这种王室行为夸大成胆小懦弱的表现。无论如何，大流士是军队的总指挥，在他这个阵营的很多人看来，为了自身安全而临阵退缩的做法显得指挥无方——直到今天看起来依旧如此。换作他的先辈、我们刚刚提到的阿塔塞克西斯二世，可能会有不同表现。

随着大流士的溃退，亚历山大占据了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带。辉煌的战利品近在咫尺——富饶的皇城巴比伦、苏萨（Susa）、波斯波利斯和埃克巴塔那（Ea）。亚历山大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这些城市，洗劫了皇家金库，最后将数量庞大的财物集中在埃克巴塔那的宝库里，就在如今的伊朗西北部。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将波斯波利斯的薛西斯宫殿付之一炬，以便兑现向希腊人公开许下的复仇诺言，随后遣散了希腊军队。但对于他本人而言，离“任务完成”还差得很远。逃亡的大流士已经在政变中被随行人员杀死，亚历山大现在要出发去征讨自封为王的波斯王族成员。

接下来的四年，他苦战于伊朗、阿富汗，又北上进入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地区，终于抓住了波斯王。与如今一样，彼时的阿富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也战事不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亚历山大与当地贵族之女罗珊娜（Roxane）成婚。此外，他还在该地区建了几座希腊式的要塞城，让欧洲老兵和当地人混住于内。此举的目的似乎首先在于战略意义：把这里既当作防御堡垒，也作为进一步前进的立足点。

这些土地曾经都属于大流士和他的祖先。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侵入巴基斯坦。古代希腊人将那片早就被波斯人攻克的地区称为“印度”。被希腊地理学家们的错误信息误导的亚历山大希望能一直抵达他们心目中环绕世界的那片海洋。

然而事与愿违，亚历山大的属下哗变了。他们在一名马其顿官员身上发现了斯尼和特拉佩苏的土地许可令。亚历山大无法说服长期受苦的下属，恼怒之余只得班师回朝。他选择由印度河顺流而下，然后行军穿越伊朗南部，军队在沙漠中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的难题。

公元前324年，无情的亚历山大回到了古老帝国的心脏地带。他解散了心怀不满的马其顿老兵，从新的亚洲臣民中招募新军。他有一个新计划——入侵阿拉伯半岛。

彼时，那一地区吸引人的还不是石油，现代读者们可能会好奇，是什么抓住了亚历山大的眼球，或者更确切地说，吸引了他的智囊们。对此，古人最好的解释——而且执此观点者不在少数——给出了非理性的和理性的两种动机。前一种动机指向他“对扩大领地的永不知足的渴望”[192]，后一种则揭示了隐藏在马其顿帝国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刻的经济原因：

他们（即阿拉伯人）国家的财富是一个额外的刺激因素——绿洲中的肉桂树、能分泌乳香和没药的树木、能出产桂皮的灌木、长着野生甘松的草地……这里到处都有适合军舰停泊的港口，有适合新定居点蓬勃发展的地方。[193]

亚历山大和他的追随者盯上的正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然而，公元前323年，就在计划顺利推进之际，即将33岁的亚历山大病倒了。尽管他体壮如牛，这一次却没能康复。很自然，在这个拥有着辉煌胜利、因而也四面树敌的统治者的宫廷里，关于毒药的谣言不胫而走。

我记得，多年以前，我曾受邀出席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一家美军医院的妙趣横生的会议。此类午餐会完全是出于娱乐目的。会前，实习医生们会被告知某个已故名人的所有细节（除了身份），然后要据此做出医学诊断。

那一次的分析对象是亚历山大。虽然古代作家详细记录了他的症状，但实习生们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有人怀疑是毒药。也有人倾向于经水传播的疾病。鉴于他死在古巴比伦，而该地夹在水流较缓的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这种死因推测看起来的确有些道理，尤其是古代作家们提到严重酗酒已降低了他身体的免疫能力。

到亚历山大去世之时，他征服的广大疆域已经从今天的希腊北部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古典主义学者认为，他有一个长远目标，要让希腊文明在这些土地上落地开花。他本可以依靠希腊-马其顿移民将希腊的城市生活方式带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到阿富汗山谷。

事实上，按照最新的研究，此类新城市定居点只有九个，似乎比古代资料中记载的少得多。正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在有生之年特意在东部边境不太平的地区设置了带有防御功能的前哨。

亚历山大的确受过希腊教育。腓力曾请亚里士多德来辅导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文化气质在很多方面都是希腊式的。他热爱希腊戏剧，行军作战时也带着演员同行。他为军队举办希腊体育竞赛。他身边总是有希腊哲学家相伴。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荷马的书——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的确，这种轶事听起来太美好，反倒显得不真实。他的御用历史学家是希腊人，是亚里士多德的亲戚兼被保护人。据说，亚历山大正是派此人把“从巴比伦得到的资料”[194]送回给亚里士多德做天文研究——这也是希腊文化不断吸收东方古老智慧的证据，而且是经由亚历山大本人直接批准。

年轻的亚历山大似乎也沾染了对波斯宫廷装饰与消遣活动的嗜好。当然，从某种意义而言，他所做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建立政治认同。关于这一点，从他不断试图将自己的皇家形象“波斯化”可见一斑。他利用波斯文化去接触亚洲臣民，特别是其中一个关键群体——处于没落帝国政治核心地位的波斯高等贵族。这些人的支持对建立一个以马其顿征服者为中心的新政治共识来说至关重要。

在短短的一生中，亚历山大似乎从未尝试学习波斯语，但他开始穿着波斯王室服饰，开始用手下败将大流士的亚洲风格去主持朝政、召见群臣。他后来又娶了两房妻室，都是波斯公主，还要求约80名军官与出身高贵的波斯人结亲。

古典作家们怀着惊人的兴趣详细描述了这种明显步波斯后尘的“堕落”。很难想出历史上还有什么类似情况——或许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1533年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Pizarro）绞死信奉异教的印加皇帝之后，戴上他的流苏王冠，还指望当地人像侍奉太阳神那样听从他的调遣。根据一名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希腊人的记述，“他命人在他脚前燃起没药和其他香料，一旁的人全都因惧怕而缄默不语或唯唯诺诺。因为他是暴君，根本不在乎人命”[195]。

事实上，在地位崇高的波斯帝王面前焚香、保持肃穆似乎是波斯宫廷朝觐的常规礼仪。叙述中接下去的恶意评价表明，这段话与现代的“另类事实”颇有相似之处。

亚历山大对波斯王室生活方式的个人兴趣究竟有多深，可以从同样出自这名希腊作家之手的另一段含义隐晦的文字中看出来。这个名叫埃菲普斯（Ephippus）的作家称，亚历山大常在晚宴上化装成希腊的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196]他扮成执弓箭的女猎手，像希腊艺术中描绘的阿耳忒弥斯那样驾着马车出场。

马其顿宫廷举办节日宴会，希腊人——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里——打扮成神祇，这在当时并非闻所未闻之事。不过，这名古代作家添加了亚历山大在这种场合下穿着波斯皇家服饰的细节，暴露了他真正的用意。波斯皇家服饰的行头里包括长袍，原来，希腊作家嘲讽的乃是这种男性穿女性化服饰的行为。

另一名希腊作家的叙述为我们推测这种恶意嘲讽背后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提及亚历山大在亚洲时学习的驭术和射术，二者均非马其顿王室的传统活动。因此，所谓对阿耳忒弥斯的模仿，其真实的动机可能是，亚历山大这个心急的猎人决定通过学习波斯国王的传统狩猎方式以及衣着打扮——而非阿耳忒弥斯的风格，让自己的“波斯化”达到一个新水平。但即便如此，波斯王室的服饰在希腊人眼里依旧是女人气的。

波斯国王们使用弓箭狩猎。他们驾着马车驰骋在狩猎场，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随时上下车，因为杀死猎物的环节似乎是徒步完成的。顶级猎物是动物王国中的王者——亚洲狮。这种动物如今已在野生环境中灭绝，但17世纪的欧洲旅行者曾在巴格达郊外见过它们的身影。

看来，埃菲普斯关于亚历山大的第二段文字扭曲了真相，以便将他塑造成一个在宴会上身着异性服装、亵渎神明的希腊上层社会的花花公子。在有些希腊人看来，这个故事真实可信，因为希腊的上等人有时的确会这么做。至于作者，他的恶意绝非凭空而起。此人因奥林索斯陷落沦为难民，因此有恰当的理由憎恨马其顿王室。

亚历山大或许对波斯统治阶层的习惯有其个人偏好。在爱琴海世界，不单只有他一个人认同波斯的生活方式。古希腊作家们往往会把“好”希腊人与“坏”波斯人刻板地对立起来，但真实生活中的希腊行为模式却展现出更多的跨文化色彩。从雅典瓶饰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公元前5世纪那些在波斯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雅典人竟然喜欢穿着波斯风格的衣服、使用波斯设计的器皿。就某种意义而言，亚历山大的这种双元文化模式使得他的帝国统治超越了一般的古代征服者。

根据古典作家们的描述，亚历山大还开了另一项历史先河，即要求人们将自己当成神去崇拜。若是放在现代政治领袖身上，这种做法是值得诟病的。人们会想起土库曼斯坦前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Niyazov），他在首都为自己塑了座能一直随着太阳旋转的黄金雕像，又于1999年以其家人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全年各月份。相信亚历山大寻求神格化的传说的古典学者们通常对此深感震惊，视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污点，甚至进而视之为希腊异教堕落的征兆，认为只有真正的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出现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亚历山大真正的目的何在，我们可以从几段不断引发专家争议的古希腊短文看出端倪。此外，这个问题还涉及对宗教现象的广义解释。年轻的亚历山大本人是否自视为神？他使用这些宗教手段是否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抑或是那些进行崇拜活动的人别有动机？证据似乎再明白不过。亚洲人并没有参与这种个人崇拜活动。相反，决定在亚历山大有生之年就用希腊祭祀礼仪（设祭坛、献牺牲、祷告等等）来崇拜他的乃是一些希腊城市，包括雅典。

读者们可能不明白真实情况何以如此复杂，在此，我且举一个例子。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冬季营地尝试重新启用觐见礼仪。他试图将波斯风格的朝见礼引入马其顿宫廷。有些下属遵从了，另一些则极不情愿，甚至有人在其他人行礼时放声大笑，轮到亚里士多德的亲戚行礼时，他干脆拒绝。据说，亚历山大当时巧妙地装作没看见。

我们对亚历山大的印象来自笃信这段情节的古典文人。在希腊世界里，这种双膝跪倒、五体投地的礼仪是凡人在神像前才会做出的姿势。因此，很显然，巴尔赫的欧洲随从乃是出于宗教原因才会表现出抗拒。

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古希腊作家对此的态度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将该事件描述成某种道德故事，视之为亚历山大在权力和成功的**下走向堕落的重要一步。他如此自高自大，想要被当成神受人崇拜，这就是彼时在数千里之外的很多希腊人的想法。抱着这样的认知，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诸城打算满足亚历山大的心愿。

关于亚历山大的欲望，希腊人或许并没有想错。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巴尔赫事件再次被一些幸灾乐祸的希腊人以“另类事实”的方式传播。现代历史学家们早就指出，历史上真实的亚历山大此举的动机可能完全是世俗的。他希望通过降低波斯高等贵族之荣耀感来进一步驯化他们，其方式就是在波斯贵族和欧洲官员阶层（主要是马其顿人）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假象。亚历山大想在宫廷中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两个群体的精英都要行波斯风格的觐见礼，它象征的绝非波斯神明崇拜。

这一切似乎与当今世界相去甚远。但关于亚历山大的种种争论中有一个方面涉及更普遍的人类利益。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希腊宗教观在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严格界线。雅典知识分子告诉国王腓力，如果他征服了波斯人，“对于国王而言，剩下来的就唯有成神了”[197]。这只是奉承而已吗？抑或是在希腊观念中，“神”这个概念有着当今几大宗教所没有的弹性外延？

有些专家试图从现代行为中寻找解答，哪怕找不到具有完全可比性的，至少有可能从中获得启发。撇开中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不谈，现代世界里同样有对在世领导人的集体崇拜。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当选时，有评论员指出，围绕他的个人崇拜带有类宗教性质。我本人在电视采访中看到，他的支持者们明确表示，在他们眼里，这位领导人不可能做错事。这种领导人物既不遥远也非无形。特朗普先生就真实地存在着，他或许不会回应你的祈祷，但会回应你的推特。

特朗普的粉丝之所以对他深信不疑，乃是因为他们坚信这名领导人能将他们从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古代，强大的国王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实际的保护，保护民众既不受敌人也不受自然力量——比如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的侵扰，而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希腊社会将国王置于与神同等的地位上。在亚历山大开创的这个新世界里，希腊人用称呼某些希腊神明的方式称呼他之后的一些希腊-马其顿统治者：“救星”。

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崇拜，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积极推动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希腊人强加给他的，当今的历史学家依旧在争论。说到历史影响力，由于他的统治期不长，他的帝国模式充其量只能算一项未竟的工程。有些学者认为，他大胆的“波斯化”尝试是个败笔，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

事实上，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他真正的历史遗产体现在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