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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恺撒万岁独裁者降临（第2页）

苏拉没有忘记自己的下属。漫步在庞贝（PompeⅡ）破败的街道上，游客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涂鸦。其中一幅涂鸦的作者甚至拿这个习惯开玩笑：“哦，墙壁啊，我真是惊诧，背着这么多作者的长篇大论，你竟还没倒下。”[284]他们用的是拉丁语。这一点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庞贝城最初的居民是罗马的意大利盟友，他们使用的是自己的意大利方言奥斯肯语（Os）。公元前80年，作为对庞贝人参与叛乱的惩罚，冷酷无情的苏拉将手下两三千名士兵派驻到庞贝，分给每人一块肥沃的土地——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老居民地位下降，说拉丁语、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殖民者成了新贵阶层，并将他们的语言确立为该城的官方语言。一名古代作家说，苏拉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安置多达20个兵团的老兵，果真如此，很难想象意大利不少地区已有的土地持有模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苏拉死后，罗马人依旧生活在动**不安中。罗马在意大利之外开战，在政治上需要任命有能力的将军来赢得战争，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不愿拘泥于传统政治的野心勃勃的统治阶层成员而言，苏拉的手段仍然有效——讽刺的是，苏拉生前致力于恢复传统政治。苏拉死后8年，也就是公元前70年，执政官们通过立法恢复了保民官的全部权力。正如我们从格拉古兄弟身上看到的，这些权力对于政客而言是越过保守贵族、争取民众支持的潜在武器。

当时有个名叫格涅乌斯·庞培乌斯（GnaeusPompeius）的执政官——通常被称为庞培（Pompey），是名杰出的将领。他在公元前1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不断率军征战，获得胜利，赢得了非凡的个人声望，或者用罗马人的说法是“auctoritas”（权威）。他指挥的其中一场战斗一举解决了当时仍然拥有相当实力的米特拉达特斯，迫使其逃往黑海对岸的克里米亚。接着，庞培率领忠心耿耿的大军进兵叙利亚，废黜了最后一代塞琉古国王，将这个曾辉煌一时的帝国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叙利亚。庞培令地中海该地区的人们想起了早年来自西方的另一名征服者，而他本人也以此自比。

在哥本哈根宏伟的古文物博物馆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otek）里，你可以细细凝视堪称最独特的一尊罗马雕像。这尊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头像刻画的是一名中年男性，宽下巴，薄嘴唇，额上有皱纹，按照今天的审美标准着实算不上仪表堂堂。令人羡慕的满头秀发另当别论，尤其是前额那几绺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卷发。

雕像刻画的就是庞培。古代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写道：

他的头发在前额处微微翘起，配合着眼部优雅的轮廓，与亚历山大大帝半身雕像有着某种相似，当然，这种相似更多的是神似而非形似。正因如此，在他早年，很多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庞培也没有拒绝。[285]

庞培喜欢这种比较。他当然算得上名将，他的军事成就已经为他在那样一个弱国[3]里树立起了个人权威。但他并不像当时的一些将军那样渴求帝王般的地位。不过，另一名与他实力相当的将军却另有打算。

比庞培略年长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但家境并不宽裕。与庞培一样，他也通过平民路线获取了个人进阶。两人为此一度结为政治盟友，并通过婚姻来巩固这种关系，就好似一对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保守派贵族试图阻挠这对盟友。公元前59年，与恺撒同为执政官的马库斯·卡普尼乌斯·比布路斯（MarcusiusBibulus）对此产生了宗教上的顾虑。

恺撒利用保民官的职权推动立法，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能与庞培在东方的成就相媲美的在西线获得军事荣耀的机会。

所有的高卢人都被分成三种，一种是比利其人（Belgae），一种是阿奎丹尼人（Aquitani），第三种人自称凯尔特人，我们则称他们高卢人。这三种人各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法律也各不相同。[286]

这是我在英格兰上学时大学预科班拉丁语考试指定用书的其中一本的卷首语。命题人喜欢这段拉丁文的平实文风，难度也正合适。作者是恺撒，讲述的是他在高卢之战取得的成就。为了避免代入个人色彩，他在写作时使用第三人称叙事。

恺撒扩张罗马版图的战场南起地中海沿岸业已征服的狭长地带，北达英吉利海峡，恰好就是今天的法国。在东部，他征服了直达莱茵河西岸的领土，也就是如今的德国西部地区。在他眼里，英吉利海峡并非罗马军队无法逾越的屏障。他曾两次派远征军由海上进攻南部的“不列颠人”（Britanni），一直打到如今的哈福德郡（Hertfordshire）。

恺撒用文字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掩盖了自我膨胀的军国主义，将征服变成了一次无心插柳的帝国霸业——敌人才是挑衅者。至于这场混战的规模，另一名古代作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

他在高卢发动的战争虽然不满10年，但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取了800多座城市、征服了300个国家，在不同时间内与300万人展开激战，其中100万人在短兵相接中被斩杀，更多人成了阶下囚。[287]

如此规模的军事“胜利”在罗马引发了政治轰动。其中之一就是，它将相比之下黯然失色的庞培推进了保守贵族的阵营。这些人对恺撒的实力和意图深感恐慌，威胁要以玩忽职守罪对他提起政治控诉。作为回应，恺撒效仿苏拉的先例，率领胜利之师入侵意大利。

接下去的战争让罗马的内乱愈演愈烈，北非和希腊也被卷进了战场。此时的庞培既要保住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顾及苏拉几十年前试图维护的共和制度。恺撒追击庞培的军队进入希腊，于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Pharsalus）赢得决定性胜利。庞培战死沙场。

当恺撒最终**平敌手回到罗马时，他像苏拉一样登上了独裁官的宝座。恺撒的独裁风格让保守贵族更难接受。他有自己的祭司，即他的密友马库斯·安东尼乌斯（Marius），其职责是监督公众把独裁官当作神来崇拜。随后，恺撒将自己的独裁任期延长至“永久”，显示出独断专权的决心。公元前44年，嗅到了僭主气息的年轻贵族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iusBrutus）及其同谋决心恢复他们所谓的自由，在元老院抓住毫无防备的恺撒，将他刺死。

翻开我那本旧埃及旅行指南，我看到了一份来自莲花船舶（LeLotusBoat）的表格，邀请我评价搭乘该公司的船从卢克索（Luxor）顺流而下到丹德拉（Dendera）的那段旅程。那时，造访尼罗河沿岸的历史古迹还是相当安全的。我一直没填这张表，但愿意给我们那位既风趣又博闻的导游打高分。他带我们参观了丹德拉古庙的一堵墙，上面刻画的是当时的埃及统治者——著名的克利奥帕特拉——献祭神明的场景。

这位托勒密女王拥有其王室的悠久传统赋予她的双重身份。她小心翼翼为埃及子民保留着虔诚的法老形象，但在埃及之外的世界，流通硬币上的克利奥帕特拉形象则是希腊式的，扎在脑后的头发和衣着都体现着亚历山大大帝时代马其顿君主的风范。或许是因为工匠的失职，或许是因为她的特征令艺术家难以捕捉——有些人就是这样——每一枚硬币上的她都不尽相同。

年轻的克利奥帕特拉凭着财富——而非权力——成了罗马举足轻重的金主。恺撒遇刺时，正在罗马访问的她匆忙乘船离开骚乱不安的首都。那些自视为已故独裁者的政治继承人的人发誓要找凶手报仇。对于其中一人而言，这更是做子女的责任：恺撒没有合法儿子作为继承人，因此收养了妹妹的孙子屋大维（O）。恺撒的旧部将他们对恺撒的忠诚转到了打算为父报仇的养子身上，这个精明而早熟的19岁小伙子于是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一本古代传记是这样描述屋大维的政坛之路的：

他发动了五次内战，分别是在穆提那（Mutina）、腓力比（Philippi）、佩鲁西亚（Perusia）、西西里和阿克提姆（Actium）；其中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对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第二次对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Cassius），第三次对付三执政之一安东尼乌斯的兄弟卢修斯·安东尼乌斯（Luius），第四次对付格涅乌斯的儿子塞克图斯·庞培乌斯（SextusPompeius）。[288]

无论行刺者当初是抱着怎样的希望，恺撒死后，元老院的职能并没有恢复，相反，旧有的秩序彻底瓦解了。屋大维发觉自己立刻与执政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人们更经常称他为马克·安东尼）产生了竞争和冲突。二人结盟追拿刺杀恺撒的凶手，将他们逼入现在希腊北部的腓力比，一举歼灭（公元前42年）。

此后，屋大维、安东尼与恺撒遇刺时的副手通过合法组建一个所谓的“三执政”，一起填补了政治真空。两个半世纪后，一名罗马历史学家如此描述随之而来的新恐怖事件：

在苏拉的纵容下，曾发生过很多人因失去法律保护而被屠杀的事情，现在，这样的事件又一次重演，城里到处都是尸体。很多人在自己的家中被杀，还有不少人甚至在大街上、在集会场所、在神庙附近被杀；受害者的头颅再一次被堆放在演讲台上，他们的尸身要么留在原地，要么被狗、鸟吞噬，要么被扔进河里。[289]

这次大清洗中有名受害者叫西塞罗，他至死维护旧有政治体系，同时对安东尼展开了激烈的抨击。此后，三执政瓜分了帝国。安东尼占据东方，也因此与克利奥帕特拉女王——或者毋宁说女王的宝座——发生了以纯粹政治关系为开端的交往。凭借克利奥帕特拉的干练机敏与个人魅力，这种关系进而发展成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罗马-埃及联合统治。女王梦想着恢复昔日托勒密王朝在东方的荣光，安东尼则将罗马行省交给了女王，并试图通过对抗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Parthians）帝国来赢得军事荣耀，可惜以失败而告终。

回到罗马，安东尼的东方政策让身处意大利的屋大维有了发动政变的借口。屋大维指责安东尼的所作所为背叛了罗马。他在意大利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向托勒密女王宣战。身为强大的“埃及女性”，克利奥帕特拉本身就成了安东尼那些有厌女心理的罗马政敌的攻击目标。公元前31年，屋大维的舰队在希腊西北部的阿克提姆海岬决定性地击败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安东尼和他的女王情人回到亚历山大里亚，双双自杀。屋大维将埃及并入罗马帝国版图，而后班师回朝。

也许谁都没有想到，屋大维这样一个纤弱的年轻人居然又活了45年。于是，种种历史因素让他有机会在获胜后把罗马由一个支离破碎的共和国变成了实际上的君主国。他一步一步徐徐而行。这其中有多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又有多少是他一开始便已计划好的？这些有趣的问题很难找到答案。

屋大维不仅巩固了自己在罗马历史上无可匹敌的至高地位，而且寿终正寝，并成功地将这份非正式的大权传给了自己的继承人提比略（Tiberius）。提比略在临终前也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这种处理独裁政体中权力交接的方式意味着，屋大维已经在事实上开启了世袭统治。他是历史上既有运气又有能力来塑造一种全新的、持久的权力体系的领袖之一。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乃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顺应了时代。彼时，罗马社会的主要群体已为进入世袭君主社会做好了准备。

对于我们而言，非常幸运的是，屋大维在中年时亲笔讲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成就。此类出自统治者本人之手的关于其时代的记录在罗马历史上非常罕见，但单单这么评价完全不足以体现这份资料的分量。现代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坐落于昔日的罗马城镇安西拉（Ancyra）之上，城里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上刻着一行又一行长长的拉丁铭文。标题之后，铭文是这样开头的：“19岁那年，我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费组建了一支军队，当共和国受到某个派系的统治压迫时，我用这支军队成功地捍卫了共和国的自由。”

开头这句话语言平实、真切，并且表明虽然所述事件大体真实不虚，但作者有自己的立场。威胁共和国的那个“派系”就是他的敌人安东尼。在反对他的同时，屋大维声称自己是在拯救共和国，通篇将自己描绘成共和国的仆人，而非渴望独裁的将军。

他还提到了本方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全意大利”意味着，公元前1世纪80年代新公民的后代基本上都支持他反对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如何为退役士兵提供退休金，并根据“食物与竞技场”的传统为居住在罗马的无产公民慷慨地提供礼品。按照作者的记录，彼时的罗马人口已超过400万。

他提到，其中一次竞技场斗兽所用的野兽乃是从非洲进口，“约3500头野兽被宰杀”。幸亏从埃及掠夺的战利品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他才能承担得起如此昂贵的大众消费。

这些群体不太可能在乎共和国的“自由”。面对那些旧贵族成员，屋大维则声称已经“恢复”了共和，并刻意拒绝“独裁官”的职位，因为那正是令他养父栽倒的陷阱。在仿效先人、继承传统价值方面，他还声称自己引领了一场“回归”运动：“我提议通过了一些新的法令，恢复了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业已消失的、祖先的典范做法，在很多方面，我本人也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值得他们效仿的典范做法。”[290]

为了彰显道德保守主义，屋大维（他放弃了这个名字）掩饰着自己经不住质疑的早年经历（我们稍后会详谈）。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具有传统美德的贵族——的支持。马德里考古学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尊身着罗马上层已婚女性传统服饰的利维娅·杜路希拉（LiviaDrusilla）的大理石坐像。虽然没有完全遮盖住生理性别特征，但她罩着面纱，从头到脚包裹在长及地面的宽大衣袍里。这不免让人觉得，经历了令人震惊的暴力和不可预测的内战之后，屋大维和利维娅试图将这种近代的文明定义具象化：

正如我们所知，文明的本质是迟钝。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发明，或者一系列发明，目的在于消除狂热的**、****的享乐、觉醒的危险、绝望的冲突，一句话，消灭野蛮时代的刺激。[291]

上文出自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之手，他还谈论过君主制的“魔力”，即不应暴露在“日光”下的环绕着统治者的神秘元素。在屋大维的例子中，魔力来自他本人和罗马民众共同营造的神圣氛围。这一切始于他接受的一个头衔。正如他谨慎地写道，该头衔并非他擅取，而是被“元老院命令”授予的。“奥古斯都”是个拉丁语形容词，用于指称带有些许“神圣性”的人。彼时，在更坦率的希腊世界里，雅典和其他城市已纷纷开始任命某个公民为“奥古斯都神的祭司”。

在道德征程中，奥古斯都还对一个令很多罗马人感到棘手的问题——他们与希腊文明的互动关系——表明了立场。希腊人曾经是他们的邻居，如今是他们的属臣。这种互动过程不仅确保了希腊文明在罗马统治下得以延续，而且对其在随后几个世纪里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上，希腊文明在罗马人的文化生活中所留下的印记，远非罗马这个多文化帝国中的任何其他文明可比，以至于，你完全可以把帝国时代的罗马当作两种文化的结合体。下一章，我们就要更全面地考察这种“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