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沪上,雨下个不停。不是那种痛快的暴雨,是江南秋天特有的细雨,绵绵密密的,落在身上不声不响,但不用半个时辰就能把军装浸透。四行仓库的墙上弹孔密得像麻子脸,每一寸砖都挨过子弹。苏州河的水是黄的,不是泥沙的黄——是血浸透了泥土再被雨水冲进河里的那种黄。顾家宅,第八十八师指挥部。孙元良蹲在沙袋后面,用刺刀撬开一盒缴获的鬼子罐头,闻了闻,又合上了。不是不饿,是吃不下。他已经三天没正经合过眼,眼睛红得像被烟熏过。三天前,他手底下一个团在大场镇和鬼子拼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撤下来的时候,一千六百人的团剩了不到四百。团长没了,三个营长剩一个,那个营长回来报了战况,说完最后一句话就靠在战壕壁上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孙师长。”参谋长从外面进来,军装上全是泥,脸上也是泥,只露出两只眼睛。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电报纸被雨水洇湿了一角,字迹有点模糊,但还看得清。“南京来电。问我们还能顶多久。”孙元良没抬头,把刺刀往罐头里一插。“你回南京——顶到死为止。”参谋长没动。孙元良抬起头,看见参谋长的表情,知道还有话没说完。参谋长犹豫了一下,把另一份电报递过来。“这个是从徐州转来的。西北卢润东的联络处发来的。”孙元良接过电报,看了一眼。电报很短,措辞也很简洁——有一批物资正在运往苏州河畔,主要是冲锋枪、机枪、地雷、迫击炮和配套弹药。另有药品和医生随车同来。落款是一个“卢”字。“西北?”孙元良把电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西北离上海几千里地。他的东西怎么运过来?”“铁路。”参谋长说,“据说是陇海线转津浦线再转沪宁线。最后一程是卡车,趁夜里走,鬼子的飞机炸不着。”孙元良沉默了一会儿,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谢谢”。他从沙袋后面站起来,走到指挥部的门口,看着外面细雨中灰蒙蒙的上海。远处有炮声,闷闷的,像天边在打雷。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谢晋元把最后一挺轻机枪架在二楼窗口。窗口下面的砖墙已经被炮弹啃掉了一大块,碎砖堆在脚底下,踩上去硌脚。他把机枪的枪管伸出窗口,用沙袋压住枪架,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仓库里面。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兵,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往弹匣里压子弹,手指头被弹夹边缘割破了,在裤子上蹭蹭接着压。没有人说话。仓库里只有金属碰撞的声音和外面苏州河流水的声响。一个勤务兵从楼梯口跑上来,手里拎着一壶开水和几个搪瓷缸。他把缸子一个一个摆在地上,倒水。热气在冷飕飕的仓库里升起来,很快就散了。有个老兵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骂了一句娘。旁边几个兵跟着笑,笑声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河对岸的鬼子。谢晋元靠在窗口,看着河对岸。河对岸是租界。租界的灯还亮着。那些灯火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的,像是在另一个世界。有个兵趴在另一个窗口,盯着对岸看了很久,忽然低声说:“团座,你说他们那边能看见我们吗?”“能看见。”谢晋元说。“那他们为什么不过来?”谢晋元没回答。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划了根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吐出来。烟雾在窗口盘旋了一下就被风吹散了。“我们不是打给他们看的。”谢晋元把烟叼在嘴里,重新握紧机枪的握把。“我们是打给后面的人看的——后面还有几万万人,他们在看。”闸北。火车站废墟。鬼子的炮弹落在铁轨上,把枕木炸得飞上半空。铁轨扭曲成麻花状,信号灯倒在碎石堆里,玻璃碎了一地。守在这里的是从川军调来的一个团,装备差,机枪没几挺,步枪是老套筒,打一枪拉一下,打完十发枪管烫得能点烟。他们在车站废墟里和鬼子拉锯了十九天,十九天里鬼子冲了十四次,十四次全被打回去了。伤亡过半,但是阵地还在。团长姓郭,四川人,个子不高,嗓门大得能把人耳朵震聋。他的指挥部设在车站地下室里,地下室原来是存放行李的仓库,现在墙上挂满了地图,地上铺着草席,草席上躺满了伤兵。郭团长蹲在角落里,用刺刀在墙上刻了一道线——那是今天的第十一道线,代表今天打退了鬼子第十一次冲锋。通信兵从外面跑进来,浑身上下没一处干的,军装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团座!师部电话!说有一批物资今晚到!”郭团长站起来,把刺刀往腰带上一插。“什么物资?”“不晓得!说是从北边来的!火车!”,!“火车?”郭团长愣了一下,“哪来的火车?铁轨都炸成麻花了。”但他还是派了一个排去接。那个排摸黑走了四里地,在一段还算完整的铁轨尽头看见了一列火车。火车没有亮灯,车头喷着白汽,像一头趴在地上的老牛。车皮上盖着帆布,帆布下面是弹药箱、药品箱,还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蹲在车厢里,正在给一个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处理伤口。带队的排长姓李,湖北人,参军之前在武昌码头上扛大包。他跳上车皮,掀开帆布看了一眼,然后愣在那里。冲锋枪。崭新的,枪身上还带着枪油的光泽。机枪。迫击炮。地雷。弹药箱码得整整齐齐,每箱上都用白漆喷着两个字:西北。李排长回头对身后的兵说了四个字:“快卸。别愣。”那个夜晚,苏州河畔沿线的守军阵地都收到了一份同样的“礼物”。没有人知道这些物资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西北。有人说是南京。有人在搬弹药的时候问了押车的医官一句“你们是哪部分的”,医官正在给一个断了腿的兵打针,头也没抬,只说了三个字:“中国人。”苏州河北岸。大场镇。大场已经打了一个月。一个月前大场还是个有人的镇子,有茶馆,有菜场,有晒在河边的渔网。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被炮弹炸成了瓦砾堆,街道上布满了弹坑,弹坑里的积水养了一窝一窝的孑孓。唯一的活物是几条瘦狗,在废墟里刨食,刨出来的东西有时候是人手,有时候是鬼子钢盔里的半块干粮。守大场的是从湘军调来的一个旅。旅长姓唐,湖南人,一口湘潭口音,指挥作战的时候骂人骂得特别利索。他把指挥部设在镇子东头一个炸塌了半边的磨坊里,磨盘还在,磨盘上搁着电话机。他已经三天没接到师部的电话了——电话线被炸断了好几截,通信兵出去接,去了三个,回来一个,回来的那个屁股上挨了一枪,趴在地上一边爬一边说:“旅座,线接上了。”唐旅长蹲在磨盘边上,把电话拿起来,摇了两圈。电话那头是师部的一个参谋,声音很急,问大场还能守多久。唐旅长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黄昏,雨又下起来了。鬼子的炮击停了一个钟头,又开始了。炮弹落在镇子西头,震得磨盘都抖了一下。他对着话筒说了两个字:“明天。我说的是明天。”然后挂断,把电话往磨盘上一搁。身边的勤务兵递过来一碗水。唐旅长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发现碗底沉着几粒沙子。他没有吐,咽下去了。在苏州河北岸,水里有沙子不算什么。再往后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能有水喝已经是福气了。苏州河南岸。租界边缘。宋子文站在一栋洋楼的阳台上,用望远镜看着河对岸。河对岸是闸北,闸北已经烧了十几天了。不是火烧连营那种烧法——是一栋楼一栋楼被炮弹点燃,烧完一栋接着烧下一栋。浓烟顺着北风往南飘,飘过苏州河,飘过租界的洋楼和梧桐树,飘进宋子文的望远镜里。望远镜里他看见了一个人影。一个中国兵。那个兵站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正在升一面旗。旗被弹片撕掉了一个角,颜色不是鲜红的,是被硝烟熏久了之后变成的暗红色,在烟尘里飘得不是很显眼,但站着的那个兵站得很直,旗杆插进楼顶裂缝里,他扶着旗杆,面向北岸。北岸那面日之丸旗就在河对岸,隔着几百米,两个兵隔着河互相望着。互相望了一会儿之后,北岸的枪声响了,子弹打在南岸堤坝上迸出几粒火星,但那个兵没动。:()抗战之海棠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