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探春的致命伤（第1页）

探春的致命伤

——凡作用于心灵的紧箍咒，那是最可怕的。可对帝王来说，却是不费国帑的最有效的统治方式。

唐僧到西天取经，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观世音考虑到大唐中土的和尚，未必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给他物色了几个徒弟。其中最能干的，莫过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但是，有本领的人通常自负，“俺老孙”不怎么好管，连玉皇老子、太上老君都不买账，这肉肉的和尚，岂在他的眼中。负责组班子的观音大士，不由得发愁，没有这个能人，不行；有了这个能人，不服从领导，更不行。

于是，计上心来，信手抛出一个亮光四射的圈，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孙悟空的脑袋上。齐天大圣没防着这一手，就被观音拿下了。这箍看不见，戴上了，自己取不下来，而且有咒语管着，只消念念有词，越勒越紧，足可以痛死。

老孙不信，结果紧箍咒一念，疼得他满地打滚，苦楚至极，只好服了。大士对唐僧说，这我就放心了，你们上路吧！这猴头倘若调皮捣蛋，不听**，你就念我秘授的紧箍咒，他就老实了。于是，观音菩萨放心之时，也是猴头倒霉之日，这个箍成为唐僧对他进行专政的武器。

从此，紧箍咒一法，便成为绝对强者控制相对弱者的高招。

历代帝王对这种投入少、产出高的专政手段，很感兴趣，尤其适用于收拾那些脑袋不怎么好剃的文人。因为，禁闭需要管饭，坐牢需要牢房，杀头需要磨刀，枪毙需要子弹，只有紧箍咒，省钱省事，工本低廉，费力不多，收效良好。所以，统治者通常乐于使用。

据正史，贞观三年，玄奘出玉门关西行，历时十七年，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据《西游记》，戴了箍的孙悟空，与猪八戒，与沙和尚，护送这位高僧，一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全亏了猴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方保得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可是，妖魔鬼怪，变幻莫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唐僧能力不强，本事不高，也则罢了，是非不分，善恶莫辨，美猴王光为了对付这位弱智领导，不知枉费多少心力。

这和尚肉眼凡胎，常把乔装打扮的妖精当作好人。猴头火眼金睛，哪里能瞒得了他，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掏出金箍棒，一时三刻，除怪降魔。那呆子唐三藏，差点让妖怪扔锅里煮吃了，不但不感谢猴哥救命之恩，不辨底里，反而怪罪老孙滥杀无辜。再加之猪八戒的挑唆，唐僧情急之下，就对猴头念紧箍咒，实施惩罚。

小时候，我很同情猴王，你都天不怕地不怕地大闹天宫，干吗俯首帖耳于这个和尚？尤其不解的是，半路上，你都甩手不干，回花果山继续称王，干吗还要回去陪和尚上西天，继续找这份罪受？

这自然属于童年的天真幼稚了。

到我当了“右派”，而且一当就是二十二年，比唐僧西天跋涉还多三年，重读这部古典小说，才明白什么叫做“一己之私”，什么叫做“欲罢不能”，什么叫做“难言之隐”。戴箍的猴哥，要成正果；戴帽的“右派”，要活下去。这才低下头来，接受那个箍和帽的。

虽然，“右派”的帽，猴子的箍，有所同，有所不同。一个是强加的，一个是自愿的，但其箝制于无形，羞辱于无声，胁迫于精神，苦痛于内心，那威慑性质却是极其相似。如果猴子铁定心在花果山称大王，不求跻身西天，荣登佛国，也许用不着戴这个箍；同样，若是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就是不戴这顶帽子，不承认这顶帽子，死也不接受这顶帽子，帽子的作用恐怕就相当有限了。1957年，就曾经有过这样“拍案而起”的抗拒者、勇敢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都不惜一死，帽子的威胁，还能顶个屁用？可是，大多数“右派”，我也是其中一个，诚惶诚恐，悔罪认错，都伸出脑袋，乖乖地戴上了这顶桂冠，很大程度是软弱、无奈、苟且、求生。

孙悟空为了修成正果，名列天庭。因此，这个箍，满心不想戴，为了远大目标，只好权且忍受。

所以，孙悟空被那紧箍咒念得痛不欲生时，还得护送唐僧上西天。这就表明，箍也好，帽也好，说到底，这些顶戴花翎所带来的烦恼，基本都是自找烦恼，自讨苦吃。因此，想起大观园里的探春小姐，那就更不幸些，她那小老婆生的庶出隐痛，与生俱来，是取不掉的箍，是摘不掉的帽，要永远伴随她的一生，那该是多么痛苦啊！

一个人，也可怜见，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既不可能讨好谁，也不可能得罪谁，但就在这一刻，便有可能注定他的一生，是幸，还是不幸？有可能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宠儿；相反，也有可能成为谁都可以朝他吐唾沫的贱民。天上地下，碧落黄泉，悬殊和区别就是这样严酷而又无情。这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他不知道他来到的这个世界，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政策、规定、观点、看法在等待着他。如果他了解到他此后，永远要做一个喝西北风、尝闭门羹的三等公民，也许会提出申请，老娘，干脆你还是别把我生出来的好。

像探春这种庶出的致命伤，那是封建社会才有的歧视了。然而，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身份歧视、政治歧视，以及与生俱来的原罪感，所造成的贵贱之别、高低之别、正册和另册之别、红五类与黑五类之别、人上之人和人下之人之别，遂成为人类的桎梏，成为社会的病态，成为统治者控制子民的权术手段，成为人与人相互鱼肉的事端、把柄、口实、由头。

因此，庶出，就成为探春的终生之痛。这种小老婆生的卑贱，这种出娘胎就矮半截的低下，是她心灵深处永远起着侵蚀作用的毒药。每读《红楼梦》，每读探春，我特别能理解她：“我但凡是一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她所以要出去，就是要摆脱这个因为庶出而受到精神压力的环境，到一个无人对她能念紧箍咒的地方。

然而，她能找到这块净土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得以认识秦兆阳老师。他将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在那里改稿，因而时有关于小说以外的交谈。我就谈到探春这种渴望走出去的想法，因为我颇能体会到她为什么如此期盼。我说，我当“右派”二十多年，能够不被确认身份，不感到自己是另册之人的平等，只有从劳动改造的工地回北京探亲的火车旅途中。一车厢的同行者不认识你，你也没有在脸上刻出你是“右派”的字样，于是，你不用做孙子状，你可以将腰挺直。我开玩笑地说，兆阳老师，到底是时代进步了，要是在大宋王朝，有刺青之刑，恐怕在火车上也得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不得不在面颊上贴块膏药了。

这位尊敬的长者，也许感同身受的缘故，报之以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