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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宗教战争(第1页)

44宗教战争

宗教大分歧时代

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分歧的时代。

现在你可能会注意到周围的人永远都在“谈论经济”,讨论薪水、劳动时间和罢工,这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是我们时代关注的主要话题。

1600年或是1650年的孩子们命运就更糟糕了。他们的耳边只充斥着两个字,那就是“宗教”。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宿命论”、“圣餐变体论”、“自由意志”,还有上百奇奇怪怪的字眼,表达的都是天主教或是新教“真正信仰”的晦涩观点。他们按照父母的愿望接受了洗礼,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教派教徒,或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要学习教义,看的或是《奥格斯堡教义问答书》,或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或是费劲地阅读英国国教祈祷书中的《三十九条信纲》,无论读的是那本书,他们都被告知只有手中的书才代表了“真正的信仰”。

他们听说英格兰先后娶过多位老婆的君主把教会的财产据为己有,并且自命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自行接管了教皇任命主教和神父的古老权力。只要听到宗教裁判所这几个字眼,他们就会不寒而栗,随即想到的就是地下牢房和众多的酷刑室。他们还听说了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暴徒捉了十来个手无寸铁的老神父,这群暴徒把这些老人吊死了,只因为这些神父宣扬的是不同的信仰,吊死他们能够从中取乐,这样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惊悚。不幸的是,天主教和新教势均力敌,否则两派之间的争斗早就结束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耗费了八代人的时间和精力,变得非常错综复杂,我只能讲一讲最重要的部分,其余的只能靠你自己阅读其他宗教改革的书籍了。

在新教徒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之后,天主教教会内部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那些业余爱好人文主义,倒腾罗马和希腊古董的教皇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工作20小时,孜孜不倦地处理教会事务的严谨人士。

修道院长期以来都过着安逸享乐的日子,这种丢脸的生活也到头了。修道士和修女们必须日出时分就起床,学习教义,照顾病人,安慰弥留之人。宗教裁判所时时刻刻都盯着出版业,谨防散播危险的教义。说到这里,总免不了提一提伽利略,他拿着自己稀奇古怪的望远镜探索天空,出言不慎,在解释天体运行时冒出了有违教会观点的言语,结果被关了起来。教皇、神父们和宗教裁判所如此这般,但秉着公平的原则,我必须指出的是,在与科学和医学为敌方面,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旗鼓相当,新教徒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无知和偏执,在他们眼中,自行开展调查研究的人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

加尔文是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者,在日内瓦说一不二(不仅是政治层面,还有精神层面)。法国当局绞死迈克尔·塞尔维特(西班牙神学家和医生,他是第一位解剖学家维萨利的助手,因此而成名)。后来塞尔维特成功从法国监狱逃了出来,逃到了日内瓦,然而加尔文将这位出色的一生扔进了监狱,漫长的审判之后,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他处以火刑,完全没有顾忌他科学家的名望。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整体而言,天主教徒对异教徒迫害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新教徒,很多诚实的人们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被烧死,被吊死,被砍头,其中大部分都死在了精力充沛、行动激烈的罗马教会的手中。

“宽容”是最近才出现的品质(等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宽容),即使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的世界”也只在不怎么关注的事情上表现出宽容。他们对待非洲的土著宽容,这些土著想成为佛教徒也好,想成为穆斯林也行,因为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可是,本来是共和党人,支持保护性关税的邻居加入了社会主义党派,如今想要废除所有的关税,他们的宽容就戛然而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其猛烈程度不亚于17世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听说自己向来敬爱的好朋友转而相信了新教(或是天主教)的异端邪说。

就在不久之前,在众人眼中,“异端邪说”还是一种恶疾。现在,如果我们看到某个人不注意个人和居家卫生,他和他的孩子都暴露在罹患伤寒或是其他可预防疾病的危险中,我们就会通报卫生局,卫生局的官员就会叫来警察帮忙,将这个威胁社区卫生安全的人带走。在16世纪和17世纪,异教徒,也就是公开质疑天主教或是新教基本原则的人,就是比伤寒病源还要恐怖的大威胁。伤寒会摧毁人的肉体,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异端邪说无疑会摧毁不朽的灵魂。因此,如果发现了有违既定秩序的人,所有善良理智的公民都应该向警察举报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好比我们现代人发现同租的房客得了霍乱或是天花,却没有打电话就近就医,肯定要受到谴责。

以后,你们会了解到很多预防医学的知识。预防医学也就是说医生不再等病人生病了才进行治疗。医生研究健康人以及健康人生活的环境,通过清理垃圾,教人们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并且教给人们简单的个人卫生理念,以此来预防疾病。医生甚至更进一步,走到学校,教孩子们如何使用牙刷,如何避免感冒。

在16世纪人们的眼中,肉体的疾病远远没有威胁灵魂的疾病重要,他们组织了一套精神层面的预防医学体系。小孩刚开始认字,就要受到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教育。这间接地也促进了欧洲人素质的整体进步。新教徒的版图上很快就有了很多学校,这些学校花很多时间来解释《教义问答书》,但除了神学,也教其他东西。这些学校鼓励阅读,促进了印刷业的大繁荣。

天主教徒也不甘示弱,他们在教育上也是花时间,费心思。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天主教会有一个珍贵的朋友和助手,那就是新成立的耶稣会。耶稣会的创立人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一辈子打打杀杀之后,他信奉了天主,觉得自己必须为教会服务。就像得到救世军帮助后悔过的罪人一样,他们醒悟之后,有生之年都在帮助安慰那些更为不幸的人。

这位西班牙人就是依纳爵·罗耀拉,他出生在发现美洲的前一年。他受过伤,腿部终生致残。住院期间,他看到了圣母和圣子,圣母和圣子劝诫他放弃以前堕落的生活。这之后,他决定到圣地去完成十字军的使命。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明白要完成十字军的使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了西方,投入了对抗路德派异端邪说的战斗中。

1534年,他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学习,和其他7位学生创立了一个互助会。这8个人互相承诺将要度过圣洁的一生,他们不会为财富而战,他们要为正义而战,要全身心地服务于天主教会。几年后,这个小小的互助会发展成了一个正规的组织,耶稣会得到了教皇保罗三世的承认。

罗耀拉曾是一位军人,懂得纪律的重要性。绝对服从上级神职人员命令是耶稣会取得重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耶稣会专注教育,在教师上岗之前,会经过非常彻底严格的培训。教师和学生生活在一起,和学生一起游戏,关爱地看着学生成长。结果,他们教育处了新一代的虔诚天主教徒,这一代人严谨对待自己的宗教职责,堪比早期的中世纪人。

老谋深算的耶稣会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放在教育穷人身上。他们还走进了皇家的宫殿,成为了未来皇帝和国王的私人教师。这意味着什么?等到我讲三十年战争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三十年战争是宗教狂热最后的总爆发,在这之前,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查理五世去世了。德意志和奥地利交到了他弟弟斐迪南的手中。其他的属地,西班牙、荷兰、印度和美洲的殖民地则交给了儿子菲利普。菲利普是查理和葡萄牙公主结婚生下的儿子,而这位公主是查理的亲表妹。这样联姻生下的孩子往往都比较奇怪。菲利普的儿子唐·卡洛斯精神不正常(后来,在他亲生父亲同意的情况下被谋杀了)。菲利普精神还算正常,但他对教会的狂热近乎于疯狂。他认为自己上受天命,是人类的拯救者之一。因此,如果有谁顽固不化,胆敢违背这位皇帝的观点,就是人类的敌人,必须被根除,否则就会腐蚀周围虔诚信徒的灵魂。

当时,西班牙是非常富有的国家,新世界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落到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国库中。但西班牙的经济有个奇怪的弊端。西班牙的农民非常勤劳,其中的女性甚至更为辛劳。可西班牙的上层社会高高在上,对劳动有一种深深地鄙夷,凡是在军队、海军和政府之外劳动的人都遭到他们的鄙视。摩尔人是非常勤劳的工匠技工,但他们很早之前就被赶出了西班牙。因此,西班牙虽然坐拥天下的财富,却还是个贫穷的国家,原因就是所有的钱都得花到外国去,购买麦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西班牙人根本就忽略了这些东西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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