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心法二 戒焦躁修身养性常悔缺改过迁善（第2页）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的反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立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讠斤，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垣、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折中得知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惶！”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变为衷心拥护了。

别人再怎么强硬，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晓得忍耐与顺势而变，不做任何无谓的争执与抗衡，于是，曾国藩总是能够逢凶化吉。

当有人冒犯你或形势不利于你时，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三思而后行。

生气，生大一点，就成为“愤怒”。暴怒表现出来的状况有：找对方理论，用电话把对方痛骂一顿，立刻找人申诉，警告胁迫对方，干脆以拳头暴力解决。还有人会摔东西、捶墙、踢桌子或踢狗、骂人、大吼大叫、暴跳如雷。

当一连串的倒霉事发生时，当某些要紧的事被耽误时，当被误会、被欺负时，要不生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郭冬临在春晚小品中曾说过一句颇为精辟的话——“冲动是魔鬼”，一时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口头禅。的确，冲动是魔鬼，人在“冲动”的驾驭下，往往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甚至不惜去触犯法律、道德的底线，为自己的人生抹下一道重重的阴影。

要知道，伤心的事通常也“伤身”，当一个人生气而情绪激动时，整个交感神经系统都运作了，造成瞳孔扩大，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动脉收缩，肾上腺分泌加剧等等，甚至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意气用事，暴跳如雷，结果害人害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正所谓“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冷静就是一种智慧！世间的很多悲剧，都是因一时冲动所致。倘若我们能将心放宽一些，遇事时、与人交恶时，压制住自己的浮躁，考虑一下事情的前前后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那条路去走，那么于人于己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我们做人，理应如曾国藩一般，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去做无谓的抗衡，其实，有时示弱即是强！示弱才能无忧！

其实，人活于世，俗事本多，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为自己徒增烦恼。遇事，若是能冷静下来，以静制动，三思而后行，绝对会为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否则，你多半会追悔莫及。

闲谈之时莫论人非，祸从口出慎言最好

“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这话说得虽然有点绝对，却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在背后说过别人。不过有一点，经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人，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曾国藩尤不喜欢背后论人是非。

很多人都有背后论人是非的毛病。不过，有大智慧的人都清楚，“流言蜚语”绝对是一个令人厌恶、令人惧怕的词语。它的字面解释如下：流言，即没有依据的言语；蜚语义同于流言，更带有诽谤性、针砭性。那么，既然毫无依据可言，为何偏偏有人对此津津乐道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一方面是因为多数人都具有窥私欲，他们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尤其是带有负面性质的隐私；另一方面，爆料别人的“卑劣”，可以凸显自己在某一方面的“高尚”，这是典型的虚荣心在作祟。当然，这其中更不乏居心叵测之人。

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有修养的人都知道要禁口，绝不会满嘴跑火车，让流言满天飞。

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则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与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和旷达。

看到别人的成功，不要忌妒，不要去诽谤人家，要暗自下决心，超过他，才能真正获取成功。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会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气自己。

大体上说，“流言”的帮凶有两种人。一是“制造流言者”。这类人内心阴暗、失衡，明明自己能力有限、不学无术，却又忌妒别人的成就。于是挖空心思诋毁别人，以求心理上的满足。

二是“散布流言者”。这种人相对前者略隐晦一些，称得上是“隐形杀手”。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听来的“流言”添油加醋，再四处传扬。即便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经他们的嘴巴一说，也就变成了事实。所过之处，可谓一片狼藉。

可以肯定，无论是流言的制造者还是散布者，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在别人背后蜚短流长，必然会得罪当事人，久而久之，你也就成了“万人嫌”。同事、朋友，会因害怕成为你的议论对象而敬而远之，上司更会因此将你打入“冷宫”，你的人生、事业又何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呢？

要知道，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次你在我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下次你就有可能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样一来，说人坏话者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又能好到哪去呢？

所谓“隔墙有耳”“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聪明人绝不会将“流言”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更不会当众去说别人的坏话。当有人对我们道及第三者坏话时，无论是否明白个中原因，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入耳封存”。这才是智者所为。

人无自省如病入髓，应常悔缺改过迁善

“不怕无明起，只怕觉照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有心无心之间不知做错了多少事情，说错了多少言语，动过多少妄念，只是我们没有觉察罢了。其实，我们少的是一种觉醒。不欺人也不自欺，这是曾国藩一生之本，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思想，实可用来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追求。

生活是一种惯性行为，人在其中，只要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往往会“随波逐流”。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为，基本都会被一带而过。但这种庸常的腐蚀性后果却是严重的。因此，经常性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并及时做出调整和约束，是十分有必要的。从积极方面来讲，自查自省是修德建业的需要；从消极方面讲，是少犯和不犯错误的关键所在。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凡事皆可善始善终。

须知，世界充满了**，有时候，仅仅依靠人自身的意志作抵抗是不够的。由于“病毒”的无孔不入，所以必须经常性地给自己打“预防针”，并且应随着“病毒”的升级而更新换代。其实，大多数人缺少的也正是这一种自我省察和约束的精神。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将为自己的做人做事打造好优良的“软装备”，迈出超越一般人的了不起的一步。

曾国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躁，改弦更张。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