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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十二 从来高处不胜寒还需防患于未然（第2页）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覆蹈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50000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200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流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谋划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已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在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这里，曾国藩所采用的是韬晦的办法，用“自残”来应付君主的猜忌，从而保证自己安稳度日。我们所处的生活中、职场上，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波涛汹涌，每一次不慎，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漩涡，将你卷入海底。谨慎一些，将自己伪装得笨拙一些，你就能躲过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造生活中去。

人在鼎盛之时，应有一种忧患意识，想一想开创事业不易，以励自省。功业的长久，不是靠一时的威慑，而是靠长远的眼光。正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唯有居安思危，盛时常做衰时想，时时自省，才能永葆昌盛。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青蛙效应”，它出自一个实验——有人将青蛙置于温水中，然后一点点加热，青蛙便会在浑然不觉之中、安安逸逸地死去。其实很多人又何尝不是犯了青蛙一样的错误，他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极易麻痹大意，根本不去思考可能出现的风险，于是变故来临便手忙脚乱，瞬间便被击倒。

要知道，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幸运与不幸、顺境与逆境往往交替出现，所以做人必须有一种忧患意识，当事业成功之时，要想到可能遇到的失败与挫折、不幸与灾难，做到未雨绸缪，这样才能在变故面前应对自如。

身居高位时，若仍能做到居安思危，则昌则盛；反之，则衰则败。芸芸众生，能做到未雨绸缪者，方能成为人上人。

居安思危方能有备，有备才能无患。这种意识不仅对个人，乃至对一个企业、对于一个民族，都具有警示和指导意义。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莫在荣时犯糊涂，时刻使自己保持一份清醒，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出预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危险对于自己的伤害。

弓满则折月满则缺，故快意时需早回首

“百计营求都得意，更须守己莫心高”。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很有原则，他有取清代之的能力，却一直甘居人下。无论后人贬其愚忠也好、怯懦也罢，但不得不说，这亦是稳中求进的处世哲学。

《菜根谭》中有云：“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首。”意在告诫世人，在得到恩惠时往往会招来祸害，所以在得心快意的时候要想到早点回头。一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保持自谦上进的品质。即使是为国家建设有大功，成为天下崇拜的英雄，假如自己产生自夸功勋的念头，把自己沉浸在荣誉的花环中，那他的大功不但会在自傲中丧失，说不定为此还会招来意外的祸患。

得意时早回头，这是人们根据长期生活积累而总结出的经验之谈，其政治含义很深。在封建社会，有“功成身退”的说法，因为“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弓满则折，月满则缺”，“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都说明了“知足常乐，终生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权力最能腐蚀人心，而人们由于贪恋名利，往往会招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而从做人角度看，得意时更要谨慎，不骄不躁。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卖力的是王闿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未明记，但大体也是指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极为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辞时，又遗一小纸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座船犹未靠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获取成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足以体现人生价值。但是你自己有多大能耐在一个群体里脱颖而出，有哪些有利条件？有哪些不利因素？都需要你知己知彼；否则你是瞎子点灯笼——白费。因此，曾国藩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并没有脑袋一热，极度自我膨胀，而是分析自己的利与不利，找出克服不利的办法，为超越别人打好基础。这就是在获取成功过程中“停一停，看一看”的经验。

很多人在得意之时，往往会将压抑已久的张狂、独断与专横暴露出来，亦有可能会得寸进尺、欲求更多，因而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盛气凌人，或是逆势而行，完全一副“当今天下，谁能挡我”的架势，骄横而不可一世。而这种人，到头来多不会有什么好的收场。

因为壮大，往往滋生自负、自满的情绪。危险往往就潜藏在人们的自满中，在人们懈怠的那一刻突然出现。所以无论现状有多好，我们时时都要具有忧患意识。只有居安思危，做好迎战噩运到来的思想准备，才能使“盈满”的状态保持长久，一旦危机来临，也不会措手不及。

张狂骄傲，不可一世会让人生迷失方向。当我们“煮酒论英雄”之时，可曾想过“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道理？是否明白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微尘？就此而言，我们是不是更该谨慎？是不是该在稳中求进、人前多恭谦、得意时多低调？相信如此一来，我们的人生会更加和谐美好。

天道忌盈，人事惧满，月盈则亏，花开则谢，这些虽然是出于天理循环，实际上也是人的盈亏之道。事业达于一半时，一切皆是生机向上的状态，那时可以品味成功的喜悦；事业达于顶峰时，就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只有如此才能持盈保泰，永享幸福。否极泰来，物极必反，就像喝酒喝到烂醉如泥，就会使畅饮变成受罪。有些人就上演了使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往往事业初创时大家小心谨慎，而到成功之时，不仅骄奢之心来了，夺权争利之事也多了。所以每个欲有作为的人都应记住“月盈则亏，履满宜慎”的道理。

做人，还是深沉一点好。不要为一时之得意而忘乎所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以致招来非议，断了自己的后路。须知，乐极反而生悲。

人之一生，总有荣时衰时，人在得意之时，多会通过某些形式表达内心的喜悦，此乃人之常情。但切记，得意之时更应保持冷静、清醒、理智的大脑。倘若太过疏狂，难免要引火烧身，得意之情太过，即便是身边至亲之人，也会心生反感的。人在失意以后还要遭受罪责，都是在得意时埋下的祸根。所以在拥有成功和圆满的生活时，一个正人君子不能不时时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