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接下来的日子,一色都都丸白天在衙门当值,晚上帮鸭乃桥论论整理线索。鸭乃桥论把那张地图上的每一个名字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哪些人死了,哪些人还在,哪些人能开口,哪些人不能。他用朱笔圈出三个还在世的关键人物——一个在西边旧府衙做库房管理的老吏,一个当年经手过账目的账房先生,还有一个是山本正信当年的随从,如今在京都开了一家小茶屋。
“这三个人,”论说,“只要有一个肯开口,就能撕开一道口子。”
都都丸看着那三个名字,说:“西边那个老吏,我去。”
“你一个人?”
“我有调令。我去西边调阅旧卷宗,名正言顺。”都都丸顿了顿,“而且,你一个人留在京都,我不放心。”
论张了张嘴,想说“我不用你担心”,但看着都都丸的眼睛,把话咽了回去。
“多久?”他问。
“来回半个月。加上查卷宗的时间,二十天。”
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我等你。”
都都丸走的那天,论站在巷口送他。猫蹲在论的脚边,尾巴翘得高高的,末端那截深色色块在晨光里像一个小小的墨点。
“别受伤。”论说。
都都丸愣了一下。这句话平时都是他对论说的。
“你也是。”他说,然后翻身上马,走了。
论站在巷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猫叫了一声,蹭了蹭他的裤腿。他弯腰把猫抱起来,猫把脑袋拱进他的颈窝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走吧,”论说,“我们回家等他。”
二十天后,都都丸回来了。
他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血丝,但手里紧紧攥着一叠泛黄的纸页。
“找到了。”他说,声音沙哑,“当年的账本。山本做假账的痕迹,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论接过那叠纸页,手指微微发抖。他一张一张地翻,翻到第三张的时候,停了下来。纸上有一行字,是父亲的笔迹——他认得,从小就看熟了。那行字写着:“山本正信,虚报赈灾银三千两,签字画押如下。”
“这是父亲留的底?”都都丸问。
论摇了摇头。“这是母亲藏的。父亲出事之前,把这份底账交给了母亲。母亲把它夹在旧卷宗里,藏在了府衙库房。她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
论的声音有些哑。他把那页纸放在桌上,用手掌慢慢抚平。纸页已经发黄发脆,边角碎了好几处,但字迹还在。父亲的笔迹,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像他这个人一样。
“有了这个,”都都丸说,“就能翻案了。”
论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看着那页纸,看了很久。猫从桌上跳下来,蹭了蹭他的手,他没有动。
都都丸伸出手,覆上了论的手背。
“论,”他说,“你父亲会清白的。”
论抬起眼来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落泪。
“我知道。”他说。
接下来的事情,比他们预想的要顺利,也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
都都丸拿着账本和玉牌,去了京城。天皇没有食言,看了账本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命人重审旧案。
但山本正信在京都经营多年,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消息传出去之后,论开始收到威胁——有人在深夜往他的门口扔石头,有人在巷口留下血字,还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发现门板上钉着一把短刀。
论没有告诉都都丸。他把刀拔下来,扔进了灶膛里,然后把门板上的洞用纸糊上。
但都都丸还是知道了。因为他太熟悉这个家了,那天他看见门板上新糊的纸,皱了皱眉。
“这是什么?”他问。
“猫抓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