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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强硬手段打开自己人生局面（第1页）

§3．用强硬手段打开自己人生局面

吕不韦尽管名义上已执掌大权，但要巩固权位，吕不韦深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吕不韦继续施展着他那“炉火纯青”的魔鬼般的交际手段。

当吕不韦踌蹰满志登上秦国相位、开始政治生涯时，中国社会已进至战国末期。尽管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仍在继续，愈演愈烈，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统一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所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如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在冲突与交流的双重**激中呈现出融合、统一的态势。

这种融合、统一的态势首先在经济生活中得到了反映。战国后期，由于商业和交通都有了很大发展，各地域文化在经济上的联系已相当密切。各地物产，彼此交流，互通有无，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的大思想家荀子就说过：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北海之马、犬，南海之羽、齿，东海之鱼、盐，西海之革、旄。只有会聚四海物产，才能做到“养百姓而安乐之”。他的弟子李斯还具体地描述了当时输入秦国的贵重特产，列举了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犀象之器、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江南金锡、西蜀丹青等一大串不产于秦地的珍品。

随着经济交往的密切和兼并战争的扩大，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也开始趋于融合。庄子在《天下篇》

中所描绘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史现象，所发出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悲观感叹，在此时已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新潮流所代替。根源于邹鲁文化的儒家，产生于三晋文化的法家，发端于楚文化的道家，与燕齐文化联系密切的阴阳家，都在经过相互的辩难、自身的分化之后而进入新的综合期。《荀子》和《易传》的问世，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新趋向、新潮流。这两部成书于战国后期、属于儒家学派的著作，内容固不相同，但在方法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十分重视吸取、综合其他各家的思想。如在自然哲学上，它们都吸取了道家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它们又都把法治思想纳入自己的体系中。

在经济、思想融合趋向的双重推动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广大民众在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深受兵燹涂炭，痛苦不堪，迫切希望改变诸侯称霸、战乱不休的纷争局面，获得一个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稳定环境。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也从理论上阐发了建立统一国家的主张。荀子就明确地提出“合天下而君之”的构想，认为只有“王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才算得上真正的“仁人之善”。

然而，实现中国的统一，除了依靠经济、思想、政治各方面条件成熟外，还需要能够完成统一事业的现实力量。在战国后期的七个主要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中，唯独秦国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现实的基础。

相对于东方六国来说，地处西陲的秦国本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直到战国中期，秦国还处于经济落后、国力弱小、文教不发达的困境之中。据史书记载，秦国当时仍行“戎狄之教”，“与戎狄同俗”。在东方六国人看来，秦文化简直与戎狄文化没有多大区别。使秦国由落后而先进的转折点，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由秦孝公和商鞅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发动的持续近20年的大规模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这场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功授田宅的办法；（二）废除旧的土地国有制度，正式承认土地的私有和买卖；（三）实行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政策，奖励男耕女织，发展小农经济；（四）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强化国君权力，普遍推行郡县制；（五）将秦国国都由雍迁至咸阳；

（六）“燔《诗》《书》而明法令”，对儒家思想取拒斥态度，以法谊思想作为秦国的指导思想，颁布法律，严刑治国。这些新法的普遍施行与巩固确立，使秦文化得到深刻的改造，对秦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有力地推动了秦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进步。在短短百年之间，秦国面貌巨变：“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当年无法同东方六国抗衡的秦国，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强大国家，积蓄了用以统一中国的雄厚实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改革孕育了未来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文化模式的雏形，即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国君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土地私有制为标志的封建农业经济，在思想上坚持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思维框架。这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比之国力的优势更为根本。因为所谓“大一统”，不仅意味着版图的辽阔与疆域的统一，而且更主要指确立一种新的中央集权的文化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文化模式对各地域文化进行规范、整合，才能建立起大一统封建国家，真正实现中国的统一。否则，仅凭剑与火的兼并战争，只能建立一种为时短暂的政治——军事联合体，不可能建立大一统封建国家。这是秦国的封建化改革比其他诸侯国变法更为彻底、更为成功之处。尔后，秦始皇正是通过放大这一文化模式的雏形，来一统天下的。

不过，这一文化模式的雏形也有其先天的不足。作为商鞅变法的产物，它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直接体现了秦国的法家文化传统，而对其他文化、其他学说采取过分排斥的态度，因而既凝注了法家思想的长处，也突出了法家思想的缺陷。

法家学派本是三晋文化的产物。由于秦国与三晋之地为邻，因而三晋文化对秦文化有直接影响，法家思想比其他各派学说更易传入秦地。商鞅由卫国入秦国见秦孝公时，初说以“帝王之道”，谈得不投机；继而说以“霸道”，也未被信用；最后说以“强国之术”，方得以重用。可见商鞅入秦之前，法家学说在秦国已有影响，秦孝公早已对法家学说心向往之。而法家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思想，那种“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的法不阿贵的法治精神，那种奖励人民耕战、强化君主权力的“强国之术”，在除旧布新的改革时期确实是极为需要的。特别是在秦国这种落后国家，旧势力盘根错节，旧习俗根深蒂固，不以法家学说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想要取得改革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但法家思想本身也有严重缺陷。法家不重视文化传统的作用，不重视人自身的道德的自觉，不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而只看重法律、暴力、刑罚的作用，只看重现实的功效和眼前的利益。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严刑峻法，固然能对建立新制度、新秩序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给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商鞅在变法时，即使用严酷的镇压手段推行新法，将议论法令者迁往边域，对触犯法令者施以重刑。他曾在一天之中，处死700人于渭河畔，鲜血染红了河水，哭声响彻于天地。这其中无疑有顽固不化的反对派，但也难免有无辜者。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制定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创制了秦国的成文法。其后，秦国统治者又不断对“律”进行补充、增加、解释。在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就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等18种125条，说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法律有增无减，愈益苛繁。

这又造成了新的文化模式雏形中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一旦加以放大，就会严重地破坏这一文化模式。

对于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秦亡之后、西汉之初的思想家们作过深入的探讨和总结。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这些议论都尖锐地批评了法家只重法制与暴力、不重仁爱与礼义的局限性，认为这在政治实践中只能满足现实的利益，而不能顾及长远的利益。这些分析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一面镜子。但这些分析毕竟是在秦文化模式的缺陷充分暴露以后才作出的，对有秦一代来说，颇有点打“死老虎”的味道了。

那么，有谁在秦国尚是“真老虎”时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呢？首先是荀子。荀子曾于秦昭襄王在位时西游秦国，与吕不韦入秦为子楚游说在时间上大致相近。荀子在对秦国作了一番考察后，对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巨大变化予以了很高评价，认为秦国地理优越、民风淳朴、官吏廉正、朝政清明，具有很大优势。

但他又指出，这些长处离成就“王者之功名”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就是“无儒”。他说：“此亦秦之所短也。”尽管荀子讲了一大堆道理，秦国统治者还是不甚了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介书生的迂阔之言罢了。

荀子的这些意见，虽在秦国统治者那里成为过耳风，但对正在秦国为子楚谋求王位继承权的吕不韦却很可能发生了影响。这使吕不韦在登上历史舞台，执掌秦国大权后，着重考虑、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怎样推进商鞅变法所开启的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二是怎样改革商鞅变法所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的弊端？

吕不韦任相后的人际沟通活动，可以说都是环绕这两大问题而展开的。

吕不韦在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出任秦相，与秦庄襄王共同掌握秦国大权。3年后，秦庄襄王卒，其子政继位，是为秦王政（秦始皇）。刚继位的秦王政，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没有政治经验，更无治国能力，对父亲的患难之交吕不韦极为尊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由此而掌握了秦国的一切大权，成为秦国军政大事的实际决策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政。吕不韦在秦国实际执政达12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