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出发点是家国大义,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出发点却是个人野心,二者岂可同日而语?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毛玠所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已,其实质还不是跟沮授说的一样?
平心而论,还真不完全一样。
其微妙的差别,就在于曹操这个人的复杂性。正如前文所言,曹操固然是一个军阀,但他又绝不只是军阀,更是一个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心中就必然会有家国天下的位置,也一定会有匡扶社稷的志向和情怀。
这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不论是当年在官场上与宦官死磕,还是后来举兵讨伐董卓,曹操都是真心实意想要匡扶汉室的。而当袁绍要拥立刘虞时,曹操愤然喊出的那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同样也是出自真心。只是后来,面对日益复杂和残酷的现实,这颗真心才逐渐让位于争霸天下的野心而已。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他只有个人野心,丝毫没有家国情怀。
简言之,在曹操身上,个人野心和家国情怀是同时存在且纠缠在一起的,或许就连他本人也分不清何者比重更大,何者才是他做事的主要动机。
这正是曹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所在,也是人性的矛盾和纠结所在。
不光是曹操,其实世上的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背后往往会有不止一种动机,只是有些动机比较明显,容易判断,有些动机藏得很深,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而已。
因此,如果说曹操奉迎刘协单纯是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那肯定是在美化和高抬他;但如果说他纯粹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也没有别的动机或想法,那也未免把他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主意打定,曹操立刻付诸行动,命曹洪去洛阳迎接天子。
可是,天子身边那些军阀可不是摆设。他们千辛万苦才把天子从长安护送到洛阳,你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想把天子弄走?做梦吧。
承担宿卫之责的董承闻讯,马上出兵,驻守在曹洪的必经之路上,把他给挡了回去。
关键时刻,朝中有个人主动出手,帮了曹操一个大忙。
这个人就是日后曹操帐下的重要谋士董昭。
董昭之前在袁绍帐下,后被袁绍猜疑而投靠张杨。张杨迎天子回洛阳后,董昭就留在了朝中,被任命为议郎。他很有眼光,知道跟着曹操这样的老板才有前途,于是决定在这件事上立个大功。
但他只是个小小的议郎,如何能从军阀那儿虎口夺食呢?
董昭使了一个借力打力的妙招。他把天子身边的军阀挨个研究了一遍,发现来自关中的杨奉在此地最缺人脉,几乎没有外援。像这样的人,通常是不会拒绝与“地头蛇”曹操合作的。于是,董昭便以曹操名义给杨奉写了封信,先是狠狠恭维了一番,说他护驾之功“超世无畴”云云,然后抛出橄榄枝,说你有兵,我有粮,我来做你的外援,咱们“有无相通,生死与共”。
杨奉见信大喜,马上在朝中替曹操背书,说人家兖州牧有钱有粮,最适合做朝廷的后盾。然后又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让他承袭其父曹嵩的爵位费亭侯。
有杨奉背书,在舆论上就有了铺垫。紧接着,董承和韩暹这两个死对头又发生了冲突,董承一怒之下,暗中联络曹操,主动要做他的内应。
事不宜迟,曹操亲自率军,立刻从许县出发,在董承的接应下,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洛阳,然后第一时间宣布了韩暹和张杨的罪状。韩暹见曹操兵强马壮,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只好单骑逃奔杨奉。刘协怕军阀们又打起来,赶紧劝阻,说他们都护驾有功,就不要追究了。
几天后,刘协下诏,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曹操权力到手,就毫不客气地开始树立恩威了,先是斩杀了尚书冯硕等三名大臣(具体罪名史书无载),接着又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
随后,曹操去见此次立下大功的董昭,与他促膝而坐,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董昭的意见很明确——迁都许县。曹操说正合我意,只是杨奉近在梁县,且兵力甚强,只怕是个麻烦。董昭说,杨奉有勇无谋,只要跟他说京都缺粮,天子要暂时移驾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那儿离许县近,便于运粮,他肯定相信。
曹操听了很满意,就说了一个字:“善!”
这一年八月底,献帝刘协离开洛阳,启程前往许县;不久,进封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之前,曹操承袭的是“亭侯”,在侯爵中是最低一级;眼下的武平侯是“县侯”,在侯爵中属最高级。
随着刘协的到来,汉朝的宗庙社稷也跟着迁到了许县。从此,许县就变成了许都。东汉末年的历史,在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
九月初,后知后觉的杨奉才发现自己被曹操和董昭给耍了,赶紧出兵去追,但天子车驾早已远去,连扬起的尘埃都看不见了。
十月,将天子安顿在许都后,曹操立刻亲率大军进攻梁县。杨奉大败,带着韩暹一起投奔了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