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九日,法属赤道非洲,乌班吉沙立领地,班吉。
雨季还没开始,但空气已经闷得像蒸笼。
韦格纳的產业调整方案在欧洲大陆激起层层涟漪,横渡地中海与北大西洋,对英美的决策者构成了新的战略忧虑。
消息传到更远的地方时,在赤道以南这片被赤霞笼罩的土地上,激起了更加复杂的迴响。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体系是块补丁摞补丁的旧袍子,北非、西非、赤道非洲、东非、印度洋诸岛,每一块都是不同时间、不同方式缝上去的,有些地方法国人已经经营了近百年。
然而革命后,殖民地的风向变了。
巴黎的新主人对殖民地没有太多感情,他们的心思在欧洲,在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
从一九三零年开始,法共中央逐步调整了对殖民地的政策:
不再把殖民地当成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场,而是当成“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预备成员”。
他们在各地派驻顾问、援建工厂、兴办学校、培训干部,口號是“帮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这个口號在当地人听来,总归还是有些彆扭——帮助?我们自己不会走路吗?为什么非要你帮?
班吉的法属赤道非洲总督府旧址如今掛著崭新的牌匾:
“赤道非洲社会主义自治领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叫恩加伊,五十多岁,原是乌班吉沙立领地的一名教师,在法国读过书,参加过法国共產党。
革命后回到非洲参与政权建设,是法共在当地培养的第一批高级干部。
他的政绩斐然,道路修了,学校建了,医院的药品供应也比以前稳定了。
但他始终清楚一件事——班吉的政令出不了城,出了城就变成了传单和口號,再往远处走,连传单都送不到。
夜里九点多,恩加伊还在办公室批文件。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进来的是法共中央特派员拉莫尔。
拉莫尔没有寒暄,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电报递过来:
“巴黎来的。韦格纳同志在经济人民委员会上的讲话,你读过了吗?”
恩加伊接过电报,快速扫了一遍。他在法国读过书,但电报上那些经济术语还是让他皱起了眉头。
他不是不懂,是不確定这些概念跟非洲有什么关係。
“创造型岗位……谋生型岗位……產业升级。韦格纳同志说,要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恩加伊放下电报,手指在桌面上敲著。
“拉莫尔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还要搞合作社?”
“因为单干种不出足够的粮食。
合作社產量高,农民分到的也多。
这不是剥夺农民,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对抗贫困。
韦格纳同志在德国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