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寧街十號,首相书房。
鲍德温上任不到一周,桌上的文件已经堆成了山。
他坐在那把刚换过椅面、扶手却磨得油亮的皮椅上,面前摊著一份刚从柏林发来的经济简报。
《红旗日报》的英文摘要,通过瑞士渠道转过来的,內容和德文原版一字不差。
韦格纳在经济人民委员会上的讲话,关於“创造型岗位”和“谋生型岗位”的论述,关於產业结构调整和產能转移的设想,以及“让劳动者更有尊严”那句被编辑加了著重號的话。
鲍德温读得很慢,读完最后一行,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窗
“你怎么看?”鲍德温没有睁眼。
財政部长內维尔·张伯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也拿著一份同样的简报。
他比鲍德温早到几分钟,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又在重点段落反覆看了几遍。
“他们不是在搞简单的產业升级。
他们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方式。”
张伯伦把简报放在桌上,指尖点著韦格纳那句“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这句话很危险。德国工人听了会想——我们比英国人过得好;
法国工人听了会想——我们也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们自己国內的工人听了会想——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
鲍德温睁开眼睛。
“德国人做到了吗?”
“做到了。”
张伯伦的语速不快,
“他们的钢铁產量超过我们,工具机產量是两倍,汽车產量是五倍。
他们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年有二十天带薪休假,看病不要钱,上大学不要钱,住房由国家分配。
我们的工人呢?每周工作六十八小时,每年只有六天银行假日,看牙要排队半年,上大学要自己掏钱。
我们的钱去了帝国国防,去了殖民地行政,去了那些收不回来的战爭贷款和海外投资。
德国人的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別。”
书房里安静了片刻。
“韦格纳搞產业升级,不是临时起意,是有预谋的。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他们就在压缩普通钢材、普通水泥这些低端產能,把钱往精密工具机、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这些高附加值领域砸。
四年了,效果已经出来了。
他们的精密工具机出口额去年远超过我们,化工產品出口额超过美国。
他们是计划好的,一步一步走的。
我们现在才看见,已经晚了。”
鲍德温轻轻嘆了口气。
“不晚。我们现在看见,至少还来得及想对策。
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对策?
我们也跟著德国人搞產业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