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崩塌的秩序
林深搬走的那天,陆野正在片场拍一场爆破戏。
导演喊“卡”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片场边缘,那个永远穿着深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杯温水和一条叠好的毛巾的人,不在那里。
以前每一次拍完危险镜头,林深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不说话,不嘘寒问暖,只是把那杯水递过来,然后把毛巾搭在他手腕上。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到陆野从来没有注意过。
今天递水的是新来的小助理,手在抖,水洒了一半,水温是凉的。
陆野把水杯扔进垃圾桶,骂了一句“废物”,头也不回地走向保姆车。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时刻,林深正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把最后几本书装进纸箱。
林深的出租屋很小,四十平米,一室一厅,家具是房东留下的老款式,沙发的皮面裂了好几道口子,茶几的一条腿底下垫着一本旧杂志才能放平。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四年里添置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柜子书,一台用了五年的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从不给人看的、上了锁的小铁盒。
他没有贴过一张海报,没有买过一盆绿植,甚至连窗帘都是房东原来那副灰扑扑的遮光布。这间屋子对他来说从来不是“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他的心,一直放在另一个人家里。
现在那个人家,他再也进不去了。
林深把最后一本书塞进纸箱,用胶带封好,拿起记号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字:“文学”。他的字迹依然工整,一笔一划都不敷衍,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即使在做一件再也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的事情,他也做得一丝不苟。
他站起来,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房间。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个明亮的矩形。灰尘在光线里缓慢地浮动,像一群找不到方向的、微小的星星。这间屋子从来没有这么亮过,因为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不是在片场,就是在公司,或者在陆野的公寓里帮他收拾这收拾那。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冬天,陆野的公寓水管冻裂了,半夜十二点给他打电话,语气暴躁得像要吃人:“林深你赶紧给我过来,家里发大水了!”他穿了件外套就出了门,打车横穿半个城市,到的时候陆野正站在客厅中间,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拿着一把拖把,一脸茫然地看着地上漫过来的水。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陆野手足无措的样子。
平时那个在镜头前光芒万丈、在片场说一不二、对所有人都颐指气使的顶流明星,那一刻看起来像一个不小心打翻了水杯的孩子。林深没有笑,他脱了鞋,挽起裤腿,接过陆野手里的拖把,轻声说:“陆老师,您去沙发上坐着,这里我来。”
陆野没有去沙发上坐着。他站在旁边,看着林深一个人把地上的水拖干净,找到水阀关掉,打电话叫物业来修,然后蹲在地上把泡了水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摊在阳台上晾。
“那些书不要了。”陆野说,“泡成那样谁还要。”
“这几本能救。”林深指了指几本精装画册,“封面是覆膜的,擦干就行。其他的……我帮您买新的。”
陆野“啧”了一声,没再说话。
那天林深在陆野的公寓里待到凌晨三点,直到物业修好了水管,确认不会再漏水了,才离开。走的时候陆野已经窝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林深帮他披的毯子。
林深站在玄关,回头看了他一眼。
陆野睡着的时候,眉头是舒展开的,嘴唇微微抿着,呼吸均匀而绵长。那张脸在镜头前总是带着一种攻击性的、让人不敢直视的美,但在睡着的时候,所有的锋芒都收起来了,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有点累了的年轻人。
林深看了几秒,然后轻轻关上了门。
那天的出租车票他还留着,夹在那本上锁的日记本里。
不是因为那张票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因为那天晚上,陆野在睡梦中说了一句梦话。那句话很轻,轻到如果不是林深刚好蹲下来帮他盖毯子,根本不会听到。
陆野说:“林深,你别走。”
就这四个字。
林深在玄关站了整整一分钟,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知道那是梦话,知道陆野醒来之后不会记得,知道那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但他还是把它记住了,记在心里,记在日记本里,记在那个永远不会被人看到的、属于他一个人的角落里。
现在那个角落也要被封起来了。
林深把最后一个纸箱搬到门口,拿起钥匙,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四年的屋子。
阳光还照在地板上,灰尘还在浮动,一切都没有变。变的只有他——他的心,从满满当当变成空空荡荡,从滚烫变成冰凉,从“非他不可”变成“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