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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基督运动（第1页）

第十九章基督运动

在我过去任教的那所大学里，大约有12年时间，办公室紧邻着拉丁文教授约翰的办公室，我们俩常常互相串门。令我惊讶的是，相比之下，我的办公室显得整洁得多。他来我的办公室通常是因为他精妙的大脑正飞速运转，需要找个人聊聊。他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在《新约》研究上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

同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一样，基督教的创立之初和早期阶段在专家们中间也引发了很多争议。约翰在此领域的研究亦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去附近一所大学的神学院听他的演讲。一名身着紫色教士服、外罩灰色西装的圣公会资深教长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眼望上苍，似乎在默默地祈祷自己有力量听完约翰的演说。

早期的基督运动（约翰有时如此表述）围绕着一个能用自然力治疗患者的魅力非凡的犹太人，此人在短短的一生中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罗马行省犹地阿。他作为宗教行家的公开身份引起了罗马当局的注意。他们将他视为政治上的威胁并判处其死刑，这可能是因为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Pilate）不愿在疑似煽动性言论的问题上显得不够强硬。

公元30年前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此后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的生平、来世以及首批追随者在罗马各城的传教活动就以希腊文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其中五种文稿留存至今，成了《新约》，即《四福音书》（fospels）和《使徒行传》（ActsoftheApostles）。让约翰着迷的是，当年那些阅读或听旁人诵读这些早期基督文本的说希腊语的人“听到”的究竟是怎样的希腊语。

他确信，这些文本并非仅仅是写给能阅读希腊语的犹太人——包括新运动时期的犹太追随者——这类理想读者的。他认为，那些作者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以便引起非犹太世界里受过教育的、说希腊语的人们的兴趣。这些潜在的读者不仅已经熟悉、而且能够欣赏希腊高级文学中的暗喻手法。

人名双关就是此类技巧中的一种。约翰指出，“Iesous”是个希伯来（Hebrew）名字的希腊写法，可译为“耶和华之拯救”。他统计了福音书中“Iesous”与表示“治疗”或“治愈”的希腊动词（iasthai）同时出现的频次。当年的希腊读者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听到”这个双关语，就好像潜意识广告一样。因此他认为，这个双关语起到的作用是将耶稣生动地描绘成了治疗师，或者更确切地说，远远胜过那些异教治疗师的神一般的治疗师。

约翰的观点在学界不算主流。不过，当时的确存在宗教竞争。正如关于该论题的一本书的书名所示，罗马帝国是“一个充满神明的世界”[353]，帝国各地的城镇都会出资和组织对当地神明的崇拜活动。在土耳其西部的以弗所，使徒塔苏斯的保罗（PaulofTarsus）曾与一个为生计发愁的银匠有过一次值得一提的碰撞。银匠为该城举世闻名的保护神阿耳忒弥斯塑了像，而保罗恰恰就是在这里公然宣称，那是人造的神。

如今，你仍可以漫步在保存完好的罗马帝国昔日最大的城市之一以弗所的大道上。铺着大理石的街道和广场连接着众多公共建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经过现代修复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正面是一排华丽的大理石立柱和代表了捐赠者之“智慧”“学识”和“见识”的雕塑。

另一座恢宏的公共剧院的墙上曾刻着至少568行希腊铭文。所有文字都刻在一人身高以上的位置，想必古代石匠是借助了梯子或脚手架完成此项壮举的。看上去，这一大片醒目的红色铭文意在吸引古代路人的注意。

倘若有好奇的陌生人在这个贸易港口向当地人询问其含义，得到的答案可能是：这些文字写的是一个富有的捐资人将这些金银的宗教图像送给以弗所的同胞们，好让他们在盛大的年度游行中抬着它们穿街过巷。

希腊人给这些图像列了份清单[354]。其中大多数（10份）描绘的是最卓越的城市女神阿耳忒弥斯。其余的包括“我们的皇帝大人”（即公元98-117年在位的图拉真）及皇后，“神一般的”奥古斯都，其他希腊神祇，拟人化了的“尊敬的元老院”、罗马人民以及众多市政团体，还有城市的缔造者们。这种异教信仰、对帝国的忠诚、公民爱国主义的混杂交融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帝国的很多居民在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盛大宗教庆典时会觉得这里是个“充满神明的世界”。

罗马皇帝的宗教地位值得进一步探讨。不仅在以弗所，而且在整个帝国，到处都有向罗马皇帝致敬的神庙、雕像、祭司、祭坛、祭品和游行，就好像皇帝也是神。学者们认为，对罗马统治者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希腊人的风俗。

正如我们所见，希腊人被非凡的亚历山大统治后，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便迅速出现。亚历山大死后，希腊人转而崇拜他的继任者——那些希腊化时期的国王。随着罗马征服了东方，希腊人开始把这股新势力当作女神罗马（Roma）来崇拜，更是把罗马人——通常是将军们，例如弗拉米尼努斯——视作希腊的“解放者”。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之后，他们又开始崇拜他和他的妻子，如此以往。

这里有一段日本信徒在1912年为了嘲讽西方人而写的关于已故明治天皇（EmperorMeiji）之神性的文字：

所有的士兵和水手都准备着为他们的天皇而死，将军们也是如此，带着自己对天皇的忠诚指挥着那些士兵和水手……如果穆斯林把他们的灵魂都汇聚在对穆罕默德（Mohammed）的信仰上，如果基督徒们将灵魂都汇聚在对基督的信仰上，那么结果也是如此。我常常遇到嘲笑信教民众之迷信观念或对日本天皇之崇拜的所谓哲学家。无论他们的理性观念多么正确、多么精准，我得说，他们的哲学太肤浅了。他们应该再向前迈一步，想想集中起一整个国家的灵魂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之汇聚，其本身就是统治着我们的神。[355]

前基督教皇帝治下的罗马属民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这种混合了宗教与民族的狂热相匹配的东西。在他们的例子中，有多少是来自上层的鼓励，又有多少是当地政府的自发行为？在整个帝国境内，充当皇家祭司和女祭司的市民们，他们私下里是怎样想的呢？这些人大多与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阿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而后者曾以惊人的理解力将宗教仪式解读为“大众的鸦片”。民众们“信奉”（比方说）图拉真的神性，也向其他超自然力量祈求奇迹，我们能否知道，这两种“信奉”是不是一回事？从古到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概括出个体在一生中对上帝的思考（与言说或行动相对）？上述所有问题以及其他相关种种，都还有待探讨，在此无法阐述。

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在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人眼中，对皇帝的崇拜是另一种形式的阿谀奉承；也有人认为，皇帝在各地的神庙象征了罗马的统治，当然，并非总是以好的方式。当不列颠王后布迪卡（Boudicca）率军起义时，起义者就以位于现在的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供奉克劳狄的神庙”[356]作为攻击目标：它“始终满足着人们的想象，像座永不终结的暴政的堡垒”。

对于很多人，或许是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已习惯于把神性视作理所当然。城镇里用于帝王崇拜的纪念物和仪式也提供了娱乐消遣——角斗士表演、狩猎，以及节庆物品分发、祭祀宴会等等。这些崇拜活动可能令他们切实地感受到那位鲜有人能亲眼见到的遥不可及的统治者，树立人们对“神一般的”权力的信心。

如今，很多人并不把宗教视作国家的基础。但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本书中提到的古代国家并非如此。在罗马，皇帝本人是神一般的人物，同时也是罗马宗教的至高大祭司。他不仅要负责维护罗马神祇与罗马民众之间的良好关系，还要监督其他罗马祭司。这是一项相当严肃的使命。

公元1世纪80年代，负责照管象征国家永恒的神圣之火的六名罗马维斯塔的女祭司（VestalVirgins），其中一人被控失贞，图密善皇帝觉得有必要施行活埋的传统惩罚。但直到最后，她始终坚持——或者更确切地说，用行动展现了——自己的贞操：

无论她是否清白，至少看起来显然是清白的。即使当她被推进可怕的深坑时衣袍被钩住，她仍转身整理好，当刽子手向她伸出手时，她抽身拒绝，带着恐惧回避着，就好像她的贞操和纯洁的身体会被他讨厌的触碰玷污。[357]

除了国家宗教和地方行省多多少少带有官方色彩的崇拜之外，还有很多非官方的、大体不受约束的宗教形式。

19世纪初，一名自称让·德安纳斯塔斯（Jeand'Anastasi）的神秘人物——可能是亚美尼亚人——出现在奥斯曼治下的埃及。他同帕夏交上了朋友，开始向埃及古董商收购古希腊莎草纸文稿。后来，他将藏品拍卖，这些文物最终流入了欧洲各大顶级博物馆。以下是其中的一份莎草纸文稿摘录：

取一小枝月桂，在叶子上写下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AKRAKANARBA]KRAKANARBARAKANARBAAKANARBAKANARBAANARBANARBAARBARBABAA”；另一个是“SANTALALAANTALALANTALALATALALAALALALALAALALAA”。再取一小枝有12片叶子的月桂，在上面写下以下心形的名字，同时开始说出神圣的话语（等等）。[358]

J。K。罗琳（J。K。Rowling）的读者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魔法学校。产生这种感觉并不奇怪。使用该法术（莎草纸上接着还有很多行咒语和相应的命令）的古人也会觉得自己处在既陌生又熟悉的境地——是的，这是古埃及的智慧，但结合了希腊的主神：咒语呼唤的乃是阿波罗和宙斯。

这与21世纪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Haidt）在揭示道德提升或美与宗教冲动之关系的研究中探讨的那种基于人性的宗教体验不同。我们先前已经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西西里赛利努斯的希腊定居者对鬼魂的畏惧。与如今的宗教信仰和活动不同，罗马帝国早期的“超自然”或“超常”的风俗宗教更多的是一种不间断的宗教谱系的一部分。罗马世界里充斥着自由预言家、魔法师、术士、占星家、释梦者、算命师等等。

官方对这些活动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宽松。事实上，皇帝们也在自己的宫廷内豢养着此类人物。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据说拯救了马库斯·奥勒留的罗马军队的奇迹般的大雨，正是由一名宫廷随从召唤来的。这个名叫阿努庇斯（Arnouphis）的埃及法师召唤了空气之神墨丘利（Mercury），带来了降水。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创始人被钉十字架之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罗马皇帝就开始了迫害基督运动，这显得极不寻常。至少，古人是这么觉得。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城。与1666年的伦敦大火非常相似，这场火灾同样肇始于商店，肆虐了数天，让城市的部分地区化作一片冒烟的废墟。

两场火灾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寻找替罪羊。1681年，伦敦市的高级市政官在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立柱上添加了一条纪念那场大火的铭文，将灾难归罪于“天主教派的背信弃义和恶意”[359]。而在帝国时代的罗马，火灾的罪过则指向了“基督教徒”。

为了平息（纵火）的谣言，尼禄找到了被告，并对那些人施以最适宜的惩罚，那些因其可耻行为而遭人痛恨的人是一帮基督徒……大批人被定罪，其中少数被控纵火，多数被控反人类……他们被裹上兽皮，被狗撕成碎片，或被钉在木桩（或十字架）上，在黑夜中点燃，成为晚间的一道景观。[360]

然而，我们能够单凭一名罗马历史学家的叙述就相信关于尼禄的这件恶行故事吗？该事件发生后过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塔西佗开始记录早期罗马皇帝的历史。与修昔底德一样，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古代历史作家，对于任何想感受古罗马历史书写高度的人来说，他的作品都值得一读。

塔西佗无意间写下的，有可能实际上是他那个年代流传的关于该事件的添油加醋的版本。撇开基督徒不谈，尼禄或许的确试图找出“肇事者”，安抚民众。通过对犯人施火刑，他践行了一种罗马式的惩罚。惩罚方式并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钉十字架，而是对纵火犯以眼还眼——活活烧死。

如果“基督徒”这个元素是后来才被加入故事的，那么有可能是因为在公元2世纪初期，这个新兴教派正渐渐渗透进罗马人的观念中。这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不过不是在罗马城发展，而是在罗马东部地区说希腊语的行省。基督运动早期劝人改宗的使徒们在那里留下了详细的资料，比如先前提到的以弗所的例子。

公元79年8月24日，那不勒斯湾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目击者中有个罗马博学家，据他外甥的说法，他每天下午都会晒日光浴——这算是日光疗法的早期记载。对火山喷发的痴迷要了舅舅的命，他还没能安全地靠近火山便死于浓烟。

后来（公元110年左右），这名外甥，也就是罗马执政官小普林尼（PlinytheYounger）被派往位于如今土耳其北部的黑海行省出任总督。一些当地人向他告发另一些当地人是“基督徒”，一时间令他不知所措。他对控告的调查为现存最早的关于基督运动的“官方”立场提供了信息。他听说，人们向基督祈祷，发誓遵守诸如不通奸、不说谎之类的道德约束，还共同进餐。

这场运动在城市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城镇中的基督徒数量已经多到了足以引起市场祭祀用肉类价格明显下跌的程度。基督徒厌恶动物献祭，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此类活动。对于罗马帝国的居民而言，无论他们的地方文化传统怎样，祭祀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共同的宗教实践。在那样一个时代，基督徒的做法显得格格不入。

普林尼认为乡村也有基督徒。他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让被告“用酒和熏香祭拜”，他特意带到法庭的一尊皇帝雕像。综合考虑当时罗马社会基于身份地位的法律特权，他处决了没有罗马公民身份并拒绝放弃基督信仰的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