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第13章 新娘子（第1页）

1993年，穀雨。

陈水莲这辈子坐过的最长的一趟车，是一辆散发著鸡粪味的中巴。车厢里挤了二十几號人，过道上塞满了竹筐和编织袋，车窗玻璃少了一块，用硬纸板糊著，风一吹就哗哗响。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抱著一个褪色的牛仔布包，里面装著她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的衬衫、一条裤子、一把缺了齿的塑料梳子、半管牙膏、一个从老家带出来的搪瓷缸子，缸子底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黑色的铁胎。

“到了城里，先安排住宿，包吃包住，一个月三百。”介绍工作的女人姓王，大家都叫她王姐，四十来岁，烫著一头捲髮，嘴唇涂得很红。她在县城车站挑人时，一眼就相中了陈水莲——二十二岁，手脚利索，长相周正，一看就是能吃苦的。王姐说工厂在南方，做电子零件，坐著干活，不累。陈水莲信了。她们村里出去打工的姑娘都是这么去的，每年过年回来穿得光鲜亮丽，说城里钱好赚。

中巴从县城车站出发，沿著盘山公路开了整整一天。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山林，从山林变成悬崖。路越来越窄，路面从柏油变成了碎石，最后连碎石都没了，只剩两道被车轮碾出来的黄土沟。陈水莲看著窗外越来越荒凉的山景，心里的不安一寸一寸地往上爬，但她没有问。她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告诉她：出门在外，少说话，多做事，別给人添麻烦。

车在傍晚停在一个她叫不出名字的镇子边上。王姐让她下车，说今晚先在镇上住一晚，明天再转车去工厂。陈水莲跟著王姐走进一栋灰扑扑的二层楼房，被安排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夜里她听见隔壁房间有人在哭，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到。她用被子蒙住头，告诉自己那是风声。第二天早上，王姐没有出现。来的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中年男人，方脸，穿著一件洗得发黄的背心，胳膊上全是肌肉疙瘩，说话声音像敲破锣。他身后跟著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髮花白，两只眼睛却亮得嚇人，上下打量她，像在称一头猪的重量。男人递给她一杯水，她喝了。水有点苦，她以为是山里的水质不好。喝完没多久就开始犯困，困得眼皮像被人往下拽。她撑著床沿想站起来，腿一软就倒了下去。

再醒来时，她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墙是土坯的，连白灰都没刷，黄泥里混著稻草梗，摸上去粗糙得像砂纸。天花板很低，伸手就能够到横樑，樑上掛著蜘蛛网和几串干辣椒。门从外面锁著，窗户倒是有一扇，但窗外钉著几根木条，透过木条的缝隙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群山。山连著山，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天边，像是整个世界都被山封住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不知道离老家有多远，不知道那个叫王姐的女人在哪里。她只知道一件事：她被卖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方脸男人叫赵德贵，是死人潭边上赵家村的老二。赵家花了六千块钱，从王姐手里买了她。六千块，在1993年的山里，能盖半间瓦房。赵母——那个花白头髮的老太太——每天三顿来送饭。饭食不算差，米饭管够，有时候还能见著肉。但每次送饭，赵母都站在门口看著她吃，手里攥著一把铜锁的钥匙，表情不冷不热，像是在养一头牲口——餵饱你是为了让你干活，不让你跑是为了不白花钱。水莲问她什么时候能出去，赵母的回答每次都一样，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生个儿子就让你出屋。”

水莲在东厢房里被关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里，她见过的人只有赵母和赵德贵。赵德贵每隔几天来一次，来的时候带著一身酒气，走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水莲从最开始的尖叫、拍门、哭喊，到后来的沉默，最后变成了一种平静的、近乎机械的服从。她不闹了，因为闹没用。这栋房子的四面墙不会因为她的哭声裂开一道缝，窗外那些山不会因为她的哀求变矮半分。但她没有放弃。她只是学会了等待。

第四个月，她怀孕了。

赵母发现她怀孕之后，態度微微有了一点变化。不是变好了——更像是“投资开始有了回报”。饭里多了鸡蛋，有时候是红糖水，有一次甚至还给了她一块香皂。水莲用那块香皂洗了头，洗了澡，把自己收拾乾净。她对著搪瓷缸子里微微反光的水面看了看自己的脸——瘦了，颧骨比以前高了，但眼睛没有变。还是那双眼睛。她没有疯。

隨著肚子越来越大，赵母对她的看管也略微鬆了一些。不再每天检查窗户上的木条，偶尔也会让她在院子里走动，在院墙范围內晒晒太阳。水莲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偷偷藏了一根铁钉。

钉子是从院子里那张破木桌上掰下来的。那张桌子风吹日晒了不知道多少年，桌面裂了好几条缝，桌腿上的钉子已经鬆动了。她趁赵母在厨房里忙活的间隙，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钉子从木孔里抠出来，藏在袖子里带回屋，塞进床板下面。等赵母锁了门，她把钉子取出来，在土坯墙上找了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靠近窗户木框的位置——开始撬。土坯墙很硬，钉子在墙面上只能划出一道浅浅的白痕。她不急。白天不能撬，会被发现，她只在深夜撬，等整个院子都安静下来，等赵德贵的鼾声从正房里传出来，她才动手。一晚上撬一小块，指甲盖那么大的土渣落下来，她用被子接住，第二天趁倒夜壶的时候偷偷把土渣撒进茅坑里。她的手指磨破了，指甲缝里全是泥土，她不在乎。这扇窗户的木框只要能被撬开一角，她就能从缝隙里钻出去。

钻出去，就是山。山里有路，有路就有人，有人就能问路。只要能跑出这座山，她就能回家。

她用了將近一个月的时间，把窗户木框右下角的一小块土坯撬鬆了。再给她几个晚上，就能把木条拆下来。但她没能等到那几个晚上。

那天赵德贵没有去砖瓦厂。他留在家里喝酒，从中午喝到下午，喝了整整一瓶苞谷烧。傍晚时分他趔趄著推开东厢房的门，说要看看“他儿子”。水莲坐在床边，手里攥著被子挡住肚子，没有看他。赵德贵觉得她的態度不够好，开始砸东西——搪瓷缸子、塑料梳子、那管已经快用完了的牙膏。然后他掀开了床板。

铁钉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

赵德贵盯著那根钉子看了很久，又看了看窗户木框上被撬开的痕跡。他的酒似乎一下子就醒了。

那一顿打，水莲没有叫。她蜷缩在地上，双手紧紧护著肚子，牙齿咬著自己的手背，咬出一道深深的印痕。赵德贵的拳头落在她的背上、肩上、腰上，每一拳都又重又闷，她的身体被砸得一下一下撞在土坯墙上，嘴里尝到了血腥味，但她死死咬住手背，一声不吭。她听村里老人说过，挨打的时候不能哭，越哭打得越狠。她不哭。

肚子开始疼的时候，她终於发出了声音。不是尖叫——是一声短促的、压抑的呻吟。赵德贵停了下来，低头看去，发现她蜷缩的腿间洇开了一片暗红色的血跡，正缓缓地在地面上蔓延开来。他退后一步，酒意彻底被嚇醒了，转身跑出房间，喊道：“妈——妈！”

赵母衝进屋里的时候，水莲已经疼得满头冷汗。赵母一把拉开她的被子，脸色瞬间变了，转身扇了赵德贵一个耳光。老太太的手劲不大，但打在脸上声音脆响，像一面铜锣被摔在地上。她弯下腰，把水莲扶起来，用袖子擦去她脸上的血跡。然后她转过头，对著赵德贵说了一句让水莲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打死她，你去哪再找一个？”

赵德贵站在原地，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赵母不再理他，招呼隔壁的赵大过来帮忙，把水莲抬上板车，推著去了镇上唯一一家卫生所。山路顛簸，板车每过一个坑都震得水莲浑身发抖，她一路都没有哭，只是睁著眼睛看著头顶的树叶一片一片地往后退。她知道自己的孩子保不住了。五个月的胎儿，挨了那样一顿毒打，不可能还活著。

但她不知道的是，她也不会死。赵母不会让她死。六千块钱不是一笔可以隨时撕掉的欠条。她活著的每一天，都是赵家帐本上的一行数字。

卫生所里，清创、刮宫、输液。水莲躺在铁架床上，看著天花板上那只被烟燻黑了的白炽灯泡，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天在中巴车上，王姐递给她一瓣橘子，笑著说：“到了城里就好了。”她接过橘子，掰了一片放在嘴里。橘子很甜。

那是她吃过的最甜的橘子。

也是她相信过的最后一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