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井沿上坐下来,掏出一根烟,点上。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亮一灭,像一个微弱的信号,向某个不知名的方向发送着某种不知名的信息。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在井沿上碾灭,站起来,转身离开。
他走到村口,坐进车里,发动引擎。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着十一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这一年就要结束了。他挂上挡,驶上了回城的路。公路两边是黑黢黢的田野,远处的村庄偶尔闪过几盏灯,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而短暂。他开了一个多小时,进入了城区。街上的车很少,偶尔有一辆出租车驶过,车顶上亮着“空车”的绿灯。他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旁边没有车,前后左右都没有车。整个城市像睡着了一样,只有红绿灯在一丝不苟地变换着颜色。
红灯变绿。他踩下油门,穿过路口,开回了出租屋楼下。他停好车,拔掉钥匙,下了车。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层灰蒙蒙的云。但云层的缝隙里,漏出了一小片深蓝色的、干净的天空,像一只半闭的眼睛。
他上了楼,进了屋,没有开灯,直接走到窗边。城市的夜景在除夕夜显得格外安静,灯火比平时少了一些,很多人回了老家,很多窗户是黑的。但那些亮着的窗户里,有人在守岁,有人在等新年,有人在电话里说着“新年快乐”。他站在窗前,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截指骨。它的温度和他的体温一模一样,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它的,哪一部分是他的。
手机震了一下。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串零。
“新年快乐。”
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打了四个字:“新年快乐。”发送。消息显示已送达,没有已读回执。他不知道那头会不会有人看到这四个字,也不知道如果没人看到,这四个字去了哪里。也许它们去了井底,也许它们去了门兽消失后留下的那个空洞里,也许它们哪儿也没去,只是在某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空间里飘着,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他把手机放在窗台上,洗了澡,换了睡衣,躺到床上。新的一年还有几分钟就要来了。他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声音——远处有鞭炮声,零星的,稀落的,像一个人在做梦时含混的呓语。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经过无数墙壁、窗户和街道的过滤,变得模糊而柔软,像一层薄薄的绒布,盖在城市的上空。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线条在晕开,颜色在混合,形状在消失。他沉入了一片温暖的、黑暗的、没有任何东西的水域。他在那片水域中下沉,很慢,很慢,像一颗尘埃落在静水中。
他没有梦到井。
他梦到了一片很大的、阳光很好的草坪。草坪上有一棵大树,树很大,树冠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树下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低着头,在看一本很厚的书。林峰走过去,在那个人旁边坐下来。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是爷爷。不是年轻的爷爷,不是病床上的爷爷,而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爷爷——既不年轻也不苍老,既不健康也不病弱,只是一个老人,一个普通的、坐在树下看书的老人的样子。
“你来了。”爷爷说。
“嗯。”林峰说。
爷爷合上书,放在膝盖上,仰头看着头顶的树冠。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脸上,落在他白色的衬衫上,落在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上。
“那口井死了。”林峰说。
爷爷点了点头。“我知道。”
“你早就知道?”
“我猜到了。”爷爷说,“但我不能确定。我剜掉眼睛之后,就看不到井底的情况了。我只能等。等你告诉我。”
林峰沉默了一会儿。他有很多问题想问爷爷——为什么要用他的血做标记?为什么要把拖进这个诅咒?为什么不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真相?但他一个都没有问。因为他知道答案。答案就在爷爷的眼睛里——那双此刻睁着的、健康的、完整的、看得见一切的眼睛里。答案就是:爷爷爱他。用一种笨拙的、残忍的、充满了错误的方式爱他。
“我不怪你。”林峰说。
爷爷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不是泪水,而是一种更亮的光,像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射出来的那种光。
“我知道。”爷爷说。
他们坐在那棵大树下,坐了很久。阳光慢慢地移动,从东边移到西边,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远处的草坪上有孩子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高到几乎看不见了。爷爷说:“你看那个风筝。”林峰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点,在蓝天里像一颗静止的星星。
“线还在吗?”林峰问。
“还在。”爷爷说,“但不用扯。它想飞多高就飞多高。线只是让你知道,它还在。”
林峰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新年的第一天,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床单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金线。他躺了一会儿,看着那条金线慢慢地变宽、变亮。他拿起手机,早上八点十二分。有很多条未读消息——母亲发的“新年快乐”,姐姐发的“新年快乐”,同事发的“新年快乐”,还有几条群发的、一看就是复制粘贴的祝福语。他一条一条地回复,每一个都打了四个字:“新年快乐。”
他坐起来,穿上拖鞋,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和昨天一样,又和昨天不一样。不是外表变了,而是他看自己的方式变了。他不再用“被设计出来的工具”的眼光看自己,也不再试图用“自由的独立个体”的眼光看自己。他只是在看自己。没有任何标签,没有任何定义,没有任何预设。他是林峰。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一个儿子,一个弟弟,一个舅舅,一个曾经走进井底、说了一句“不”字、然后走出来的人。这些身份不是标签,它们是他。他是由这些身份组成的,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