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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8世纪的社会与教育思想（第2页）

到18世纪后半期，教育思想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关注教育的大科学家普遍敌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敌视从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所承袭下来的宗教问答式的教学方法，这当然就影响到对教育的态度。”[15]教育实验的部分背景是科学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科学方法日益得到人们的尊重。科学最大的影响是改变和增加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例如，对人类生理基础的知识，人的神经系统与动物界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人体活动和动物行为的化学作用的研究，肌肉—神经动力与物理学理论的关系，生理行为现象与思维现象之间的关系等的认识。尤其是儿童成为令人感兴趣的自然现象，儿童受到密切注意，被当作实验的对象。例如，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就表现出了对人类学的兴趣，“布丰提示，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一部自然史，由此而产生了卢梭关于教育要按照自然阶段来进行的概念”[16]。

二、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与教育思想

启蒙运动既是贯穿于17至18世纪欧洲的一次思想运动，也是欧洲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批判运动。在这里，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运动，它在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基础上，用源于自然法的理性原则、宗教宽容、政治平等、经济自由和进步观念，打破了人们对上帝的迷信和对“高贵”血统的敬畏。“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位移和欧洲政治的完全更改……启蒙运动的基础在17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其繁盛期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17]康德曾经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18]言下之意是：在康德看来，18世纪的社会并不是具有启蒙的结果的时代，而是一个正在发生启蒙的时代，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而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9]。看来，启蒙运动时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就是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摆脱思想的枷锁。康德进一步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0]。这里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但同时，康德指出：“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21]

在时间上，欧洲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发源于17世纪的英国，从英国传播到法国，又从法国传播到德国和其他国家。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那些在法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其磅礴的气势，向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场启蒙运动经历了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到狄德罗为代表的三代思想家的苦心经营，一度执法国思想界乃至欧洲思想界之牛耳，而伏尔泰可以说是它的最高化身。英国的启蒙运动不像法国那样蔚为大观，但所有遵循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原则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包括自然神论者、道德学家和哲学家、政治学家，如休谟、普利斯特勒（JosephPriestley，1733—1804）、伊腊斯穆斯·达尔文（EramusDarwin，1731—1802）、《政治正义》（1793）的作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Godwin，1756—1836）、《人权》（1791—1792）和《理性时代》（1794）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1737—1809）等。德国的启蒙思想属于传播型的。英、法启蒙思想传到德国，使启蒙运动精神同样贯穿于18世纪的整个德国社会，它主要表现在德国的哲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的思想界，经历的时间从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启蒙哲学家托马修斯（Thomasius，1655—1728）、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tz，1646—1716）和沃尔夫（vonWolff，1679—1754）以及启蒙运动鼎盛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启蒙文学家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1729—1781）、启蒙教育家巴西多（JohannBernhardBasedov，1724—1790）。

在空间上，巴黎是18世纪70年代启蒙运动的中心。从角色身份上看，启蒙思想家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写作思想：文章简明易懂，有时还不乏娱乐性。所以18世纪的教育思想家中有的是记者、宣传家，有的是杰出的文体学家，他们的语言在文学界以外受到了大众甚至妇女们的欣赏。从文化上看，启蒙文化是依靠印刷出版业作为宣传媒介的，在当时的欧洲主要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使他们可以在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中倡导改良运动。他们抨击18世纪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贵族的腐败、酷刑、恶劣的监狱条件、奴隶制、贵族特权等。他们对教会和教士们的抨击极其大胆，启蒙哲学家们谴责了中世纪文化的各个方面，指出：“没有任何一条纽带能像基督教那样有力地将西方文化连为一体。”[22]这场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无意于破坏政治秩序，因为作为自由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宗旨在于逐渐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但这个世纪的激进派思想家希望在政治上立即看到传统君主体制、贵族阶层和教会的崩溃。

启蒙运动还是欧洲17世纪思想的传播运动。一方面，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启蒙精神发扬和普及了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发扬和普及了培尔（PierreBayle，1647—1706）和斯宾诺莎（Baruoza，1632—1677）的思想，特别是发扬和普及了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和天赋权利哲学”[23]。像伏尔泰撰写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7）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感觉心理学。

启蒙运动不仅是思想创造和传播的运动，而且还是思想的辐射运动。它所具有的思想感染力不仅惠及法国本土，而且还远播整个欧洲。因此，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J。F。Lyotard）指出：“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两套宏大叙事模式（grandnarrative）：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的神话和以黑格尔（GeeW。F。Hegel，1770—1831）为代表的思辨真理的神话。”[24]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比，启蒙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不是欧洲历史的一个短暂性插曲，而是划时代地全面更改生活世界，“它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了日戳”[25]。这就是说，到了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被不断提出。按这种逻辑，启蒙运动也是教育现代性表现强烈的时期，但与教育思想之间构成密切关系的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

（一）浪漫主义与教育思想

“从18世纪后期到今天，艺术、文学和哲学，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广义上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特有的一种情感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26]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虽由卢梭所开创，它与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理性至上、经验主义倡导感觉为根本一样，强调的是人的**和意志，反抗外在世界施加在人身上的束缚。牛顿的科学思想不仅为启蒙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揭示的井然有序的、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也成了法国等级森严的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据和象征。这种沉闷的政治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不相容，因此，资产阶级便鼓吹**至上，反对理性和制度的束缚。这种**是一种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对立的争取人人平等的**。卢梭的理论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浪漫主义的社会思潮。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文化领域，它演变成文学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歌德（Johannwolfgahe，1749—1832）、席勒（FriedrichSchiller，1759—1805）、雨果（Hugo，1802—1885）、拜伦（Byron）这群文坛巨星，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这种浪漫主义思潮明显地在教育思想中反映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卢梭的教育思想是浪漫主义的教育思想；席勒则因其《美育书简》而被尊崇为现代美育的始祖。[27]

（二）自然主义与教育思想

这种自然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其中心思想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28]自然一词原文为nature，凡是由自然而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权利就是自然的。“自然主义是在这样意义上使用的：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秩序’，或者说，相信自然过程有其固有的秩序，而不存在神奇的或者自然的干预。”[29]因此，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无论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还是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30]的人赋人权，都强调自己是自然的。天赋人权强调其天然的成分，人赋人权则强调其传统的成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然”规定，这个自然是启蒙思想以来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假定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人为”强制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但是，这种所谓“自然”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自发性的表现。启蒙思想首先体现在政治哲学方面：以自然状态论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主权至上论；国家建构不再是上帝授权的行为，而是人的自然理性的成品，社会秩序摆脱了此岸与彼岸的关联。以国家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是“启蒙时代的真正开路先锋”，它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铺平了道路。商业活动的扩张、技术工业的发展都是世俗政治建构的后果。世俗政治建构打破了封建制经济，全面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从宗教生活秩序的关联中分离出来。随着自由经济的扩张，市民阶层才日趋结集。政治上的国家主权论与经济上的重商论携手，世俗政治—法权的自主与劳动—资本的自由互相补充。这一切基于一场关于自然理念的革命，新的自然观念使社会生活的变迁方向正当化了，这才是启蒙运动的实质意义之所在。

启蒙时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是确立自然之神的地位。自然概念在中世纪希腊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的定位与这一概念在启蒙时代思想中的转位，是理解启蒙时代现代原则的关键。

启蒙时代的“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所具有的批判意义不可低估，尽管自然宗教论本身是从神学的传统主题上发展出来的，自然道德论在传统神学体系中也有牢固的根基。把启蒙运动视为反宗教、反神学教条和权威运动的论点应当重新认识，因为无视启蒙时代自然神论的历史作用，会妨碍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把握。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的深远意义在于：以超自然为根据和支撑的传统教义思想被削弱，教义神学分化为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学，基督教理论失去了超自然的、教会认准的启示规约，成为自然真理的一种神性绪言。从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方面来看，“自然权利论”更换了传统的、与神性秩序相关的自然法理论，反映出与自然神论更换启示神论相同的内在逻辑。自启蒙时代以来，诸多革命性诉求和主义论说无不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自然权利论”已经确立）。

18世纪的自然主义还体现在宗教的自然主义哲学上。宗教哲学也打出理性主义旗帜，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却是自然主义。“Deism”这词译作“自然神论”，指人们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凭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从而认识以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但它的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神即自然”。近代的宗教哲学所信仰的是理性化了的自然，而不是人格化的神。这种标榜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对批判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无疑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既然恪守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势必不能彻底消除信仰主义而只能以对自然、自然物、自然力的信仰取代对神的信仰。

自然主义思潮对18世纪乃至整个19世纪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构成了18世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卢梭、巴西多、裴斯泰洛齐等教育思想中包含的深刻的自然主义成分是这个世纪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三）理性主义与教育思想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但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从帕斯卡（Pascal）到笛卡尔的法国本土的先验理性；一种是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31]从现代角度看，其真正的思想启动点在于笛卡尔的先验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确证基础，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内视、演绎、否定性理性。经验理性高喊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外视、归纳、肯定性理性。“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的时代。”[32]“‘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3]启蒙或理性意味着，知识界表现出对理性力量的极大信任，知识人竭力对欧洲的制度和信仰作出理性的分析。强调个人应该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而不依附于任何学派、教会和学院权威。从价值观上，使个人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拥护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对人类进步的信仰结合起来。

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新理性是一种科学理性、革命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性又是道德理性、情感理性（它反映在艺术领域即理性的浪漫主义或浪漫的理性主义）。

对理性的热衷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像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创造的实验方法，以及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对启蒙运动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科学革命表明：宇宙间的秩序和可用数学加以证明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起着作用。而更重要的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用类似的法则和理性来审视人类社会，也是可能的。

理性在批判传统宗教神学的同时，它还要对现存事物，如习俗、道德、社会状况、政治权威的腐化变质状态作出反映，还要攻击各种偏见，揭露社会中存在的腐化、丑恶与下流的事实，嘲笑、蔑视并憎恨一切的不义与伪善，体现了理性本身所固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不但要通过理性去研究自然，而且要通过它去认识人性、道德与社会，并为人的幸福未来设计出了种种绚丽诱人的蓝图。理性深入知识的各个领域，以理性为最高权威，一切必须服从理性。18世纪的理性体现了能力和力量。启蒙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时代，是一个把理性和科学推崇为人的最高感官境界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以理性作为一种能力和力量的前提。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一方面从笛卡尔那里学到了批判、怀疑、崇尚理智、相信原则和原理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从洛克那里学到了重视经验和应用自然科学原理与方法解决哲学问题的传统。与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强烈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而主张从现象和事实上升到原理和原则。

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人的自然性的认识，来揭示人的教育规律，从而科学地建构现代教育制度。

（四）唯物主义与教育思想

“18世纪真正的倾向是经验主义。”[34]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代表了当时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中的合理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以洛克为代表的唯物经验主义的成果。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PaulHeirichd’Holbach，1723—1789）等人。他们公开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的“真正哲学”。由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创造的唯物主义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以至整个欧洲启蒙哲学的主流、基石和支柱，代表着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唯物主义哲学把理性和信仰彻底划开，并使理性占据了绝对地位，信仰彻底失势。而在培根那里，理性和信仰平分秋色；在洛克那里，理性是有限度的，容忍来自于神启的信仰。恩格斯高度评价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35]

但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在自然观上，它贯彻了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运用战斗的无神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的基础是客观物质世界；在社会历史观上，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提出“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在世界观上，他们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永恒的，物质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物，是构成自然界的唯一资料。整个世界是一架机器，能够自己进行有规律的运动，动物和人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一架机器。

唯物主义对教育思想的意义在于：掌握知识过程中坚持感觉论基础，教育也是建立在感觉论基础上的，提出了“教育万能论”的命题，摆脱了神学时代教育的信仰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