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辉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说:“别急,先让哥歇着,我去镇上买点药。”
“家里有药。”我哥说,指了指桌上一个塑料袋。
我走过去翻了一下,里面是一盒止痛片、一袋膏药、两瓶跌打损伤的药酒。药是县医院开的,日期是今天上午。塑料袋上印着县医院的名字,但我注意到药袋上写着“骨科门诊”四个字,心里一沉。
“医生怎么说?”
“没啥,就说腰椎间盘有点问题,吃点药就好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不信。
我拿起桌上的那张就诊单看了一眼。诊断栏上写着:腰椎间盘突出,建议休养三周,避免重体力劳动,必要时考虑手术治疗。
“这叫吃点药就好了?”我把单子拍在他面前,声音发抖。
他没说话,别过脸去,又去摸桌上的烟。
我看他摸烟的手,指节粗大变形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皱巴巴的红塔山,打火机打了好几下才打着。他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在昏暗的堂屋里弥漫开来,他的脸在烟雾后面变得有些模糊。
“没事。”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那儿,心里像有一把刀子慢慢地割,一刀一刀,不快,但疼得深入骨髓。
我看着他,看着他满头的花白头发,看着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看着他因为腰痛而坐得歪歪扭扭的姿势,看着他穿着那件我结婚前给他买的t恤——已经洗得领口变形了,还穿着。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把自己过成了这个样子。
而我,在省城的写字楼里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偶尔想起他的时候打个电话,听他报喜不报忧地说两句,就心安理得地挂了,继续过我的日子。
我怎么这么没良心。
我蹲下来,蹲在他面前,抬头看着他。
“哥,你跟我去省城。”
他愣住了,烟灰掉在裤子上,他都没顾上拍。
“去省城干啥?”
“看病。省城的医院好,咱们好好查一查,该治的治,该养的养。你这个腰要是再拖下去,以后怎么办?”
“不用不用,县医院看得挺好的。”他连连摆手,“而且我走了,厂里的活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鸡——后院养了二十只鸡,没人喂。”
“鸡我让二婶帮你喂。厂里的活你先请假,请不了就辞职,我来养你。”我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决。
他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不是那种明亮的光,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感动,像是不安,像是心疼,又像是内疚。几种情绪在他眼里翻来覆去地打转,最后变成了一句话。
“颖颖,哥不能拖累你。”
“你是我哥。”我说,“你养了我二十年,你跟我说拖累?”
他低下头,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只烟灰缸是半个易拉罐剪的,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底部积了一层厚厚的烟灰,黑糊糊的。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哥没本事,让你跟着受苦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决了堤。
“你放屁——”我哭着吼他,声音尖得我自己都不认识,“你有本事!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你把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养到这么大,你让她读了大学,你让她有出息了,你自己什么福都没享到——你跟我说你没本事?”
许绍辉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我们兄妹俩一个蹲在地上哭,一个坐在竹椅上红着眼眶不说话。他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买回来的药和补品放在桌上,转身去厨房烧水。
那天晚上,我帮我哥收拾东西。
他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双拖鞋,一个用了好几年的保温杯,杯身上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老屋的衣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他的衣服——除了两件换季穿的外套和几件t恤,剩下的位置全空着。角落里整整齐齐地叠着我以前穿过的旧衣服,那是我上高中时留下的,他一件都没舍得扔。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我大学毕业那天拍的。照片上的我穿着学士服,笑得很灿烂,他站在旁边,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衬衫,笑容里带着一丝局促,但那是我见过他最骄傲的样子。照片的边角被摸了太多次,颜色都褪了,纸面上有手指反复摩挲留下的痕迹。
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存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