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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凶猛的罗马被俘获了希腊的诱惑(第3页)

或报复的悲伤,让天庭的女王震怒,

将危险的黑暗和无尽的苦工

加给这个如此虔敬的男人?

诸神竟能如此愤怒吗?[302]

如今的英国还有此类专职诗人,其职责是歌咏重大的公共事件。但可以说,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并没有阅读或聆听用高雅的习语颂扬国家意识的长篇诗歌的文化习惯,因此,我们很难领会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十二卷史诗对于古罗马人的重要性。这部史诗描绘的是特洛伊的流亡者、英雄埃涅阿斯,漂洋过海来到意大利,建立罗马的故事。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在罗马人中迅速成为经典之作,在拉丁文学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

诗歌开头,“天庭的女王”指的是女神朱诺。她试图阻止老对手、女神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于是卷起风暴让他的船偏离航道,进入了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的怀抱。后面的诗文将会揭示,让埃涅阿斯偏离自己的命运轨迹的这次尝试失败了,因为朱诺的丈夫、众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4]在守护着他。

维吉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荷马的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有意识的模仿。这不只体现在主题上——一名英雄在特洛伊陷落之后漂**在海上,也体现在诗歌的结构上,字里行间,维吉尔的拉丁文清晰地回应着荷马的希腊文。我高祖父的那本波普翻译的《奥德赛》是这样开头的:

缪斯啊!请说说,

那个智慧超群、饱经磨难的人。

他亲手酿成神圣的特洛伊

注定的陷落,毁了她精美的城墙,

从一地到另一地,颠沛迷航,

见识各样风俗,路过各异万邦。

在充满暴风雨的海上经历无尽的跋涉(等等)[303]

读者很容易看出二者的相似之处——男人、缪斯、特洛伊的陷落、流离之苦、暴风雨肆虐的海洋。这些,对于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而言一目了然。维吉尔创作《埃涅阿斯纪》时已年过五旬。通过对这首诗与希腊诗歌的细致比较,学者们认为,他当时定然完全沉浸在希腊诗人的滚滚潮水之中,那里不只有荷马,还有一大批写过此类史诗的不那么出名的希腊诗人,对他们的诗歌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即兴再创作”。

此类诗歌的含义微妙而隐晦,想要解读诗人自己对作品的态度更是不易。罗马读者似乎不太可能把拉丁文《埃涅阿斯纪》对希腊荷马史诗的模仿视作对希腊文化的致敬。尤其是,既然维吉尔的资助人是开国第一君奥古斯都,就更不难想象其间的竞争乐趣:在他们看来,这首罗马诗歌即便没有超越希腊范本,至少也可算旗鼓相当。

奥古斯都的政治影响也由此显现出来。在建立以自身之独特地位为中心的共识过程中,奥古斯都利用了自己的家族背景,而这些都被维吉尔忠实地编入了自己的民族史诗。诗歌把奥古斯都描绘成命中注定的罗马统治者,他乃是特洛伊的埃涅阿斯的传人,因而也就是维纳斯的后裔。奥古斯都能有这样值得炫耀的祖宗,全归功于被尤利乌斯·恺撒收养,后者的祖上自称是埃涅阿斯之孙尤路斯(Iulus)的后代。在维吉尔笔下,正是朱庇特亲自预言了年轻的“尤路斯”的统治:

在特洛伊人的杰出后代中,

看哪,出了恺撒!他的权力如海洋般广大,

他的声名如天空般辽远。他将继承

尤路斯的高贵姓氏,他是,伟大的尤利乌斯。[304]

随着奥古斯都的独裁统治进入第三个、第四个十年,关于内战的记忆已在很多罗马人的脑中渐渐消退,但年迈的皇帝并没有忘记。另一名命途迥异的罗马诗人奥维德,那个对通奸轻描淡写的色情作家,被流放到了外省炼狱般的托米(Tomis)——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tsa)。彼时是公元8年,距老独裁者去世还有六年。

在随后的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罗马人对触手可及的希腊文明的态度依旧摇摆不定。有些声望颇高的罗马人觉得,除非他们能提醒自己不忘作为罗马人与作为希腊人的差别——尽管事实上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否则,罗马人将不再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他给罗马留下的是一连串四个根基不稳、彼此相关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就像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的沙皇们一般摇摇欲坠。四人中的最末一个是奥古斯都的曾孙尼禄(Nero)。自从这名皇帝被杀、人们敢于放言无忌之后,古代作家便写了不少关于他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虽然间或会有历史学家试图帮他洗脱污名,但鉴于传闻之盛、罪名之恶——弑母、杀害兄弟姐妹、杀妻子,历史学家们面临的任务颇具挑战性。

若是没有这些流血事件,尼禄和巴伐利亚(Bavarian)国王、瓦格纳(Wagner)的资助人、于1886年神秘死去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倒是有几分相似。这两个古怪的年轻人都痴迷于艺术,且因此与当权派发生抵牾。二人均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拥戴,虽英年早逝,人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丝毫不减。

尼禄不仅自视为艺术家的资助人,而且亲自投身表演艺术。他喜欢出现在剧院舞台上,接受罗马平民的喝彩。在上流社会眼中,堂堂一国之君竟从事这种抛头露面的行当,着实有失体统。作为一名希腊风格的吟唱者,他的嗓音虽然沙哑,却与里拉琴相得益彰。

尼禄还是个充满**的演员。这名罗马皇帝会穿上全副希腊悲剧演员的行头,出现在崇拜他的首都观众的面前。扮演男性角色时,他会佩戴有自己特征的面具。出演女性角色时,面具则是以他的妻子波贝娅·萨比那(PoppaeaSabina)——据说她在怀孕期间被丈夫一脚踢死——为原型。

为了给这些音乐和戏剧演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尼禄设立了一个长期的希腊文化和运动节,每五年举办一次,就像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盛会一样。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一次开山之举,是罗马拥抱希腊文化的踌躇之旅上的里程碑。

不到30岁时,尼禄在热情的驱使下又迈出一步——横渡亚得里亚海去参加真正的奥林匹克盛会。据说后来,他因一名高级将领叛乱而匆匆赶回首都,但为了保护嗓子,竟忽略了向元老们和(更糟糕的是)帝国卫队发表动员演说。走投无路的尼禄自杀身亡,他的对手随即废除了短命的“尼禄大赛”。

作为皇帝,尼禄犯了致命的错误。但作为希腊艺术的观众,他和众多罗马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如今,站在罗马最热闹、最优美的纳沃那广场(PiazzaNavona),你仿佛能依稀听到尼禄死后持续不绝的文化碰撞的回响。这处17世纪中叶的细长U形公共空间还保留着古代运动场的痕迹,其废墟一直留存到文艺复兴时期。

死于公元96年的图密善皇帝是该项公共设施的出资人。这座运动场有约1。5万至2万个座席,是罗马第一座永久性的希腊风格体育场。图密善的宏大运动场迎合了大众的趣味。然而,与尼禄不同,图密善在表演过程中只是静静地坐在看台上。

通常认为,哈德良皇帝的统治(公元117-138年)标志着希腊文化在古代意大利发展到了顶峰。哈德良中年即位。与尼禄一样,他对希腊文化的热情也带有个人因素。他委托一个不知名的雕塑家创作了古希腊最著名的面孔之一:一个低着头的英俊少年,头发卷曲,微微噘着嘴。原作虽已失传,但我们仍可从现存的100多尊雕像中领略其容貌。这少年名叫安提诺乌斯(Antinous),是哈德良的希腊男宠,公元130年在尼罗河参加皇家巡游时溺水身亡。

哈德良对希腊化的推动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希腊行省的扶持堪比二战后美国为欧洲打造的马歇尔计划——道路、桥梁、公共建筑、土地改良,甚至向他最偏爱的雅典人发放罗马式的年度救济粮。哈德良将这一切统统倾注在帝国的一个衰败不堪、在战略上毫无价值的角落。如今,漫步在雅典城中心普拉卡区(Plaka)——实际上就是土耳其老城——的游客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土耳其浴室圆顶,以及一处意义深远的废墟,其正面是一排带有绿色和白色粗波浪纹的大理石柱。这里曾是哈德良为雅典人建造的庞大、奢华的文化中心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一栋图书馆。

回到罗马。元老院的拥护者早就摸透了哈德良的底儿:他是个“哈希腊族”[305]。这种说法实是莫大的侮辱,几乎相当于说他言行举止不像个罗马人。据一名罗马历史学家记述,当他钟爱的安提诺乌斯溺死尼罗河后,他因悲痛而“像个女人一样”[306]长吁短叹,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偏见。

哈德良送给希腊的礼物引出了下一章的问题:“罗马人为他们自己的帝国做了什么?”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将着重讲述哈德良皇帝极力捍卫的罗马和平,以及公元2世纪的罗马所面对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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