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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合则兴最后的世纪（第1页）

第二十章合则兴——最后的世纪

20多岁时，我被敬爱的博士生导师派去希腊亲眼见识我当时正研究的地方。于是，有一天，在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我一边吃着午餐，一边检视着被用来建造漂亮的中世纪教堂的古代石料。

这些残片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建造大门的石料来自昔日的一块巨型石碑，它曾经矗立在这一带的一个叫格隆垂（Geronthrae）的罗马外省小镇市场里。我可以认出上面刻的一些古希腊文。比如，有几行文字列出了亚麻头带的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后面都以件为单位标明了各自的价格。

事实上，这是罗马皇帝的一次尝试。从小扁豆到狮子，他试着为帝国中1000多种商品和服务规定最高价格。人们在别的地区也发现了此敕令的其他部分，这就意味着，虽然专家尚不能肯定该敕令是否通行帝国全境，但至少其适用的地区很广。

行此尝试的是戴克里先，以四帝的集体名义发布。公元293年，他创立了四帝共治的制度，8年之后又颁布了这条敕令。这是他帝国改革的一部分，旨在让过去60年处于军事危机中的帝国恢复稳定。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昔日的军事危机给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一连串（大多）短命的皇帝们曾通过提高税收、减少新铸币中稀有金属的手段，艰难维持着无休止的战争。相应地，这些手段使得民众开始囤积品质较好的旧币，甚至宁愿采用实物交换的方式，也不愿接受现金支付。

有一名差不多可算是同时代的作家认为，法令试图控制的物价失控状况乃是由戴克里先自己的政策造成的，特别是他进一步提高税收以支付军费，再加上因四名皇帝在帝国不同地区实施统治而需要新建首都的开销。同样是这名作家声称，该法令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不得不被废除。不过，由于他是基督徒，对戴克里先怀有敌意，因此其说法未必可信。

另一方面，与现代政坛上演的把戏类似，彼时的统治集团也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商人的贪婪。在此问题上，他们尤其关注经济困境给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带来的痛苦：

人尽皆知，在为满足公共福祉而派驻军队的所有地方——不仅是乡村和城镇，还有各条公路沿线——到处都有谋害社会利益、牟取暴利的胆大妄为之徒……有时候，单是一项条款，士兵的奖金和军饷就都要被剥削，举国上下为维持军备所付出的统统进了可恶的掠夺者的腰包，以至于似乎士兵们整个军事生涯、整个服役期间的贡献，都被这些到处大发横财的奸商窃为己有……[373]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末的军事复兴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在罗马先民们将地中海变为“我们的海”（marenostrum）几个世纪后，罗马的战争机器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且军队的福利是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关于君士坦丁看望老兵的交流记录恰好还留存至今，向我们展示了彼时皇帝和士兵之间的亲密关系：

聚在一起的老兵们大喊：“君士坦丁·奥古斯都!要不是为了特别待遇，我们何苦熬到退伍？”君士坦丁·奥古斯都回答：“我定会让老兵们越来越幸福，而不是越来越困窘。”[374]

现代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NoviSad）坐落在多瑙河南岸，该城的制高点有一处曾经守卫着这一带帝国边境的罗马堡垒遗址。在当地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一顶出自那个时代的精美的罗马头盔。这是一顶镀银的铁盔，镶嵌着玻璃和宝石，是考古学家们所说的“山脊式头盔”的豪华版。

当时的军事反击引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新装备的应用是诸多革新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这种由中间的所谓山脊连接两个半碗形的甲片构成的头盔。由于结构简单，这种头盔适合大批量生产。此外，军队也进行了重组：

君士坦丁还推行了其他一些举措，结果却使得野蛮人可以毫无阻挡地**。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由于戴克里先的先见之明，帝国各处边境都有可以驻扎整支军队的城市、要塞和堡垒。这样一来，野蛮人就无法越过边境……君士坦丁却把大部分军队从边境撤回，屯集在并不需要驻防的城市，毁了这道防线。[375]

此处的宗教偏见意味颇浓。这段文字摘自另一名作家的罗马史，对异教徒的同情使得他对基督徒皇帝带有成见。当然，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军队建制确实发生了变化。野战部队，即驻扎在帝国境内、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精锐部队，和驻扎在诸如哈德良城墙等边境地区的卫戍部队，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区别。这些机动部队的任务是对帝国安全防线上的任何漏洞做出快速军事响应。

所谓的山脊头盔或许是罗马人从东方邻居的盔甲中借鉴来的。“库萨和之拱”[376]（ArchofKhosrau）——或者用阿拉伯语称为T?qiKisr?——是位于巴格达以南约15英里的一处古代遗址。网络上有一幅标注为2009年的照片，显示的是美国军官和伊拉克官员站在遗址前讨论战后重建问题。

这座拔地而起的烧砖拱门被穆斯林作家誉为世界奇迹，曾装点着公元3世纪在罗马东部边境崛起的伟大帝国的宫殿。有着波斯血统的萨珊王朝的国王们与罗马人一样野心勃勃。君士坦丁做出的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反制他们的威胁，而正因为这个决定，他的名字至今仍被传颂。

在伊斯坦布尔老城，搭电车来到火焚柱广场（C?emberlitas??Square），你便能看见成群的鸽子围着一根古老立柱的基座啄食。立柱的下部嵌在奥斯曼时期的石礅里，被火熏黑的上半部于20世纪70年代被套上了铁质的加固圈，唯有石柱的材质暗示着这根残破不堪的纪念柱本来的荣耀——斑岩，这种来自埃及的紫色硬质石料深得恺撒们的青睐，乃是地位的象征。

这几乎是君士坦丁堡的创建者留给世人的唯一可见的记忆。立柱的顶端原有一尊君士坦丁的金像。公元324年，他在原希腊定居点拜占庭（Byzantium）的基础上重建了该城，并使之成为罗马的新首都。彼时，经过多年内战，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度已不复存在，君士坦丁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除了彰显荣耀，新城的名字也清晰地体现出皇帝彼时在战略上的考虑。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军事要道连通了君士坦丁堡与易受攻击的罗马北部边界（多瑙河）和东部边界（萨珊人在那里虎视眈眈）。对于帝国军队而言，此处既是基地又是堡垒。长矛在手，君士坦丁亲临城墙沿线，希望这道屏障可以保护西侧易受攻击的新基地。

君士坦丁对自己的形象也有新设想。罗马古代艺术宝库之一保守宫（Palazzodeiservatori）的庭院里摆放着一排巨型人体部件，其大小约为真人尺寸的八倍，均由大理石雕刻而成，其中包括一只手、一只手肘和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年男性头部，神色平静而威严。

这尊巨大的君士坦丁雕像脸部光洁，他是继一长串喜欢以髭须短发的硬汉形象示人的军人皇帝之后第一个重新启用这种面貌的皇帝。或许，他希望人们联想起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没有胡子的奥古斯都。后者的形象与此处的君士坦丁一样，梳着刘海儿，一副青春永驻的模样。又或者，他想自比亚历山大，第一位没有胡子的青年天才。不过，君士坦丁雕像的眼睛与众不同，硕大的双眸似能洞察一切，向上凝望的目光又好似暗示着他的绝对统治权源自某个更高的领域。

君士坦丁稳定国家的手段包括常见的权力世袭。继承王位的是他的一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tius，公元337-361年在位）。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君士坦提乌斯无疑想在现实中承袭其父的全能形象。

公元356年，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独自驾着一辆金色战车出现在罗马大街上，周围是身着盛装铠甲的士兵。根据文献作者记载，皇帝本人“身上的各种宝石闪烁耀眼，好像向四周散发着光芒”[377]。在2009年凡尔赛宫（Versailles）的一次展览上，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斐（KarlLagerfeld）对类似的镶嵌珠宝的旧时法国宫廷服饰如此评价：“使民众感到眼花缭乱是与他们保持距离的最佳方式[378]。此类服饰制造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在君士坦提乌斯的那次表演中，真正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在此场合下的奇怪举动。像如今的某些国家首脑一样，要不是因为民众对他的畏惧，场面会显得非常滑稽：

尽管他身材矮小，在通过高大的城门时却弯下腰。他目光笔直地盯着前方，就好像脑袋被钳住了似的。他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车轮震动时也不摇晃，一路上没吐唾沫，没擦擦脸，没揉鼻子，两手纹丝不动，活脱脱如一尊雕像。[379]

在城门下弯腰这个细节尤其有趣，似乎小个子君士坦提乌斯因为拥有了至高的权位便认为自己如超人般高大。这名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还展现了一个新形象：尖顶王冠。早先的皇帝们都谨慎地避免佩戴这种冠冕，因为它过于明显地标榜个人统治，很可能与罗马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

公元3世纪的军事动**催生了激进的解决策略。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下，新的罗马帝国出现了。这个改革后的国家需要变得更强大、更集权，以便应对更大的挑战，保障罗马人的安全。为此，旧有的行省被重新划分成百余个较小的单位，以便安置大规模扩编的官僚队伍——据估计约有3万至3。5万人，并从各省征缴更多税收。

这些官员主要来自旧元老院贵族之下的阶层，也就是骑士阶层。骑士们比元老院贵族更开放，人数更多，也更能适应快速成长过程中的国家所需要的管理思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元老，成为帝国管理队伍中的一个专门职业阶层。

增加的税收为帝国所需的更大国防预算提供了资金。为了让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重新塑造位于体制顶端的统治者的形象。他被诠释为专制君主，拥有无限的、普世的、神圣的权威。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君士坦丁的皈依为罗马的国家核心价值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东西——排他性的一神教。君士坦丁召开了几次主教会议，试图让所有基督徒在信仰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一次宗教会议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即现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尼克（Iznik）——召开，与会的300多名教长就基督教义问题形成了一份总体声明。这就是如今被称为尼西亚信经（NieCreed）的最初版本。他的儿子、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也是基督徒。

基督教徒在宫廷里和社会上的大量涌现对于罗马的其他宗教绝不可能毫无影响。公元2—3世纪，成群结队的朝圣者涌向了土耳其西岸的一栋巨型建筑。据说，阿波罗神可以通过这座神殿里的女祭司发出神谕。如今的参观者仍然能领略这座昔日的希腊神殿的精美方石走廊和宽敞的庭院。到了君士坦丁初登大位之时，这座恢宏的神殿已经建造了五百年，却仍未完工。

在那之前几年，犹豫不决的戴克里先曾在迪迪玛（Didyma）就是否该继续打压基督徒之事询求阿波罗的神谕。此后不久，一名基督教作家描述了这个故事，称神谕对皇帝派去的占卜者的回答正是“与上帝的宗教为敌者会说出的话”[380]。

1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逆转——基督徒展开了报复。公元313年，基督徒煽动逮捕了迪迪玛的一名高级祭司，他是能将女预言家神秘难解的话语翻译成优雅的希腊语的人之一。彼时，包括他在内的一众预言家“在罗马法庭的残酷折磨下供称，那一切只不过是人类的欺诈妄想，是场精心策划的骗局”[381]。

这同样也是另一名基督徒的看法。此人就是为君士坦丁效力的优西比乌。他自然会将迫害视作针对基督徒的阴谋的一部分，而传统神谕则纵容了这种阴谋。事实上，无论迪迪玛的祭司们在严刑之下给出了怎样的供词，实情很可能是，他们只不过是依照自己对世界的传统看法回复了戴克里先寻求的神谕。

当社会规范有可能受到威胁时，罗马当局就会采取行动。在君士坦丁时代，“规范”就是基督教信仰。皇帝已经正式认可了基督教，并用帝国的资金修建基督教堂。在这个对于基督徒而言的革命阶段，大多数人可能对宗教领域的纷争并不感兴趣，但即便是少数狂热者也能制造出不少麻烦。随着公元4世纪的到来，旧宗教的践行者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防范心理。

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帕特莫斯岛（Patmos）上有座11世纪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是为了纪念早期的基督教圣人、传福音的约翰（Joh）而建。据说，他于公元90年在附近的一个岩洞里写作了《新约·启示录》（BookofRevelation）。

除了其他景观之外，来到这座修道院的人还可以参观一所陈设精美的博物馆。展馆里满是盖有金印的帝国法令文件和皇帝敕令、中世纪的手稿和各种做礼拜仪式用的物件，相比之下，角落里摆放的该岛前基督时代的文物显得有些不太协调。在这其中，有一件铭文的历史价值远远胜过旁边的其他残片。

贴着博物馆的墙壁，一块多少算是完好无损的石板上刻着16行古希腊文诗歌。铭文的时间难以确定，但从字体判断可能不晚于公元4世纪早期。作者是个不知名的诗人，赞颂的是一个名叫维拉（Vera）的女性为侍奉女神阿耳忒弥斯所做的杰出工作，后者在该岛上有座圣殿。

根据碑文记载，她是某个名医之女，出生在这个岛上，在距此不远的小亚细亚大陆长大成人。此后，她回到帕特莫斯，当了女神的祭司。诗歌生动地讲述了她的首要责任是“在祭坛向帕特莫斯的女神献上用适当的方式屠宰的、仍在抽搐着的小羊胎”[382]。诗文中没有详细提及，但维拉大约是亲自操刀，这是古老的宗教崇拜中作为祭司的传统职责。这段碑文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开篇如此强调这项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中极其寻常的宗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