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第二十章 合则兴最后的世纪（第2页）

有些学者推测，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强调维拉的行为，乃是因为在诗歌创作的那个年代，血祭已不再如过去那般寻常。维拉和她的宗教伙伴们有可能正是由于不敢在小亚细亚大陆的城镇里进行血祭，才一路来到相对封闭的帕特莫斯。根据古代作品记载，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帝国东半部地区的异教寺庙曾被基督狂热分子袭击，有时罗马官方也参与其中。

若某个罗马统治者引起了小说家的兴趣，通常意味着此人的生平可圈可点。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Vidal）在1964年发表的小说里就写到了皇帝尤利安（Julian，公元361—363年在位）。有书评家这样定义历史小说，说此种体裁的作品“不是历史，而是富于想象力的再创作，是一座梦想的大厦”[383]。这后半句话恰好可以用来描述尤利安本人，他也相当勤奋地致力于建立“某种梦想的大厦”。

君士坦丁的侄子尤利安也是个“小个子”。他在位仅短短16个月，就在公元363年与波斯人的战斗中被杀，时年32岁——与亚历山大大帝死在美索不达米亚时同龄。在其他方面，尤利安与哈德良更相似。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崇尚古典希腊文化，包括斯巴达文化，尤其热爱雅典文明。

尤利安是个怀抱理想主义的年轻统治者，有心打破等级壁垒。当时的一名作家，也是他的崇拜者，描述了他依照罗马的老式道德传统，抨击奢靡生活、消减宫廷太监的奢侈品、恢复军队纪律的行动。出乎意料的是，他还想干涉宗教事务，维护罗马诸神。这个成长在基督教家庭中的秘密异教徒，直到登上宝座才“原形毕露”。

由于他的登位完全是凭借出身，专家们无法确定他的罗马宗教复兴计划究竟有多少支持者，甚至无法确定这个计划究竟是怎样的。据说，他颁布了一些法令，“下令重开神殿，为祭坛奉上贡品，恢复对诸神的崇拜”[384]。通过古代文献，我们可以从此次宗教反击中得出这样一种明确的印象：彼时基督教对古代宗教的蚕食越发严重。

例如，尤利安被告知，基督徒们将基督教圣徒的遗物带到了神谕宣示所附近，甚至带入神殿中，显然是想以此干扰神性，让神谕者沉默。对此，他下令烧毁迪迪玛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教堂里为此目的而存放的遗物。

所谓的宗教不宽容在双方都有。就连可敬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Marus）也认为，与他同时代的尤利安禁止基督徒教授文学或公共演说的命令有些过火。尤利安此举背后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限制基督教对社会精英阶层年轻人的影响。

专家们想知道，他是否有野心更大的“改革”异教的计划。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伴随着他秘而不宣的个人宗教态度，对于后者，我们通过留存下来的他本人的文字有了不少了解。这么说吧，那个年代，在尤利安这样心思缜密的人看来，旧宗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7世纪，希腊中部某个虔诚的信徒在献给阿波罗的青铜像上刻下铭文：“曼提克洛斯（Mantiklos）让我作为第十个向神射手、银弓的持有者献祭的人。福波斯（阿波罗），请给予回报吧。”[385]这种不加掩饰的“我献祭你赐福”的想法是旧宗教的核心理念，献祭的东西各种各样，包括维拉献上的无数动物及其胎儿。到了尤利安时代，则有“身着长斗篷、举止高傲的人”[386]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提供更深奥的表演。

根据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对典型的古代哲学家外貌的描述，破烂的披风——这是为了向苏格拉底的破衣烂衫致敬——几乎成了他们的职业制服。

一名古代作家遇见了曾教导过年轻尤利安的哲学家马克西穆斯（Maximus）。彼时，他已垂垂老矣，却仍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的演说：

他的声音……宛如发自荷马史诗中的雅典娜或阿波罗。他的眼眸一闪一闪，好似在说话；他蓄着长长的花白胡须，目光中流露着灵魂的灵动……与他交谈时，就连最见多识广、最能言善辩的人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屈从、认可他所说的，就如同那话语来自神谕；他真是妙口生花。[387]

从那个时代的风格判断，这个马克西穆斯是名哲学圣人。他致力于当时在异教徒智者中非常流行的对柏拉图哲学的神秘改编。他也表演奇迹，比如这名古代目击者所记述的：

他点了一支香，默默念诵着某种赞歌，他的法术如此强大，女神像起初开始微笑，继而甚至大笑起来。我们都为这一幕惶惶不安，但他说：“别害怕，很快，连女神手持的火炬也会点燃。”他话音未落，那火炬就开始燃烧。然后，我们带着对戏剧般的奇迹的惊叹离开了。[388]

尽管年轻的尤利安被此类高级智慧深深吸引，但他在宗教领域举足轻重。他对基督教典籍知之甚多，完全可以指出《圣经》中的上帝缺乏善的神性。作为皇帝，他逆转宗教潮流的尝试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很难说。因为成为罗马最高统治者后不到六个月，他便开启了谋划已久的对帝国东部萨珊波斯的战争。

与罗马将军们早年在东部边境的多次尝试一样，此次军事行动也一败涂地，总司令本人亦丧了命。根据当时在尤利安军中效力的阿米亚努斯记载，波斯人出其不意地伏击了皇帝。“忘了”[389]穿盔甲的皇帝没有骑马，只拿了一面盾牌投入战斗，结果被敌人的长矛刺穿“肝脏下部”。

尤利安死在了军帐里。这次挫折给帝国安全带来的影响远比他对罗马宗教的短期修补严重得多。为了让剩余军队安全地撤退，罗马屈辱地同意将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五个省割让给波斯国王。被移交的罗马城堡中包括唯一一个两国商人均可合法进行贸易的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也就是今天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库尔德（Kurdish）城镇努赛宾（Nusaybin）。罗马人再也没能夺回该城。

大约在同一时期，生活在黑海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越过了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界，开始令他们的西方邻居寝食难安。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来自伟大的罗马城市安条克——即如今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安塔基亚——的儒雅绅士阿米亚努斯，向读者们生动地描绘了这些草原上的麻烦制造者。

他们的衣服是用田鼠皮缝制而成的。他们在马背上生活，甚至睡觉也不下马。他们吃“任何动物的”生肉，骑在马上把肉放在两腿间切割、温热。他们在男孩一出生时就划破他们的面颊，好让伤疤在青春期长了胡子之后也能显露出来。这些人自然是“丑得可怕”“野蛮得超出想象”。此处登场的是Huni，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匈奴人，一个喜欢“沿途掠夺、毁坏一切”[390]的蒙古部族。

匈奴人的暴力推进打破了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平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被罗马人称为哥特人（Gothi），是我们所知的最早说“日耳曼”方言的民族。哥特难民们在首领的带领下开始涌向多瑙河北岸。他们向罗马皇帝发出了寻求安宁生活的庇护的信息，承诺若被允许进入帝国并在位于如今保加利亚的地方安顿下来，就将为罗马而战。

瓦伦斯（Valens）皇帝默许了。不过，这种默许更多的是因为懦弱，而非实力。接着，便出现了悲惨的一幕：

他们连续好几天夜以继日地利用船只、木筏、空心树干过河。由于这条河是迄今为止所有河流中最危险的，且连续的降雨导致河水上涨，加之人太多，很多人都在与波涛搏斗、试图游过对岸的过程中淹死了。[391]

皇帝下令给这数万难民提供食物和可耕种的土地。然而，官员们未能有效执行命令，新来者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两名负责的罗马将军甚至借机大发横财，用狗作食物换取哥特儿童为奴。难民们被赶到荒废的土地上。一系列事件最终使得瓦伦斯亲自率领帝国军队开赴“世界上争夺最激烈的地区”[392]。

此话出自当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史学家之口，他提到了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埃迪尔内（Edirne）附近发生的15场战斗或围攻。沿着河谷的三条“行军大道”在大平原的一侧会合，另一侧就是伊斯坦布尔——彼时的君士坦丁堡。哥特人顺着其中一条大道而来，他们的营地或许就在埃迪尔内——即彼时罗马的亚德里安堡（Adrianople）——之外，如今名为马拉查里（Murat?ali）的村庄里。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他们用马车组成了车阵。

公元378年8月的一天，哥特人占了上风。这名并不擅长指挥的罗马皇帝没有听取等待援军的建议。哥特人放火焚烧庄稼，烟熏敌人，接着趁罗马人阵脚未稳便发动进攻。罗马军队有至少三分之二阵亡，连皇帝本人也丢了性命。

在随之而来的紧急形势下，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接过了对哥特人的作战指挥。尽管战争又持续了四年多，但他仍无法有效击败哥特人。交战双方于公元382年签署协议。协议的内容正如瓦伦斯最初承诺的那样，罗马人给哥特人部分土地——很有可能是如今保加利亚的某个地方，换取后者的军事效忠。

亚德里安堡的军事惨败意味着，罗马的兵力无法再以过去那种方式彻底征服、统治哥特人。在政治上，哥特人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在自己的首领的统治下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包括蓄胡子、穿长裤和兽皮衣，以及其他非罗马式的衣着。

当这场移民危机在欧洲东南部平原上演之际，另一个古老世界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希腊南部，两个十几岁的兄弟正手缠皮革带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进行训练。九个世纪前，雅典陶罐绘师首次描绘了这些年轻人孜孜以求精通的两种格斗运动：搏击（拳击与摔跤的结合体），以及单纯的拳击。

得益于1994年在奥林匹亚发现的一块带有铭文的铜片，我们对这两个年轻人略有了解。铭文记载，兄弟二人先后成为青年奥林匹克冠军。不过，该发现真正的价值在于其明示的年代。铜片上的希腊铭文记载的是第290届和第291届古代奥运会，也就是公元381年和公元385年[393]。当时古代奥运会仍在举办。若干年后，也就是公元391年，上文提到的狄奥多西一世，另一个基督教皇帝，颁布了如下禁令：

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阶层，无论多么体面，无论是否有权有势或享有荣耀，无论出身高贵还是卑贱，无论其法定地位或财富如何，皆不得在任何地方或在城内向毫无意义的形象献祭无辜的牺牲。[394]

自古以来，血祭就是古代世界集体和个人崇拜众神的核心仪式。现在，这条新敕令明确晓谕全帝国的贵族与良民，崇拜旧神就是支持失败者。狄奥多西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个庆典，但在奥林匹亚举办的竞技会终止了，那里的很多祭坛上也不再有祭品，包括宙斯的大火山锥。长久以来由当地地主家庭供养的祭司也消失了。

就在这条敕令颁布前，皇家随行人员已经目睹了教会新势力令人惊叹的公开展示。公元390年，同样是这个脾气暴烈的狄奥多西皇帝，让自己的军队肆意攻击居住在如今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的平民。此举是对民众暴动的报复。在那次暴动中，当地人私刑处死了一名“军队首领”、帝国的最高级将领之一。

据说，有7000人在这场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屠杀中丧命。之后，伪善的皇帝像往常一样去教堂祷告，却被主教斥责，不被允许进入教堂，也就是说，被逐出了教会。当世俗的与精神的两股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时，便出现了中世纪的另一个征兆——帝王忏悔的不寻常场面：

皇帝鼓起勇气走进神圣的教堂，心中充满信仰，既没有站着也没有跪着祷告，而是扑倒在地。他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捶打着前额，泪流满面，恳求上帝的宽恕。[395]

对将军的私刑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可以窥探那个变化中的世界的窗户。他的名字——布特里克（Butheric）——暗示他具有日耳曼血统。公元5世纪，一名撰写历史的罗马律师声称，他的死是由他早先囚禁的一名颇受欢迎的马车夫引发的，后者偶然遇到并勾引了将军的酒侍[396]。塞萨洛尼基的热情车迷们在马车赛前嚷嚷着要求释放车夫，将军的拒绝引发了暴乱。

大体而言，在如将军这样的精英家庭中，酒侍通常由长相俊秀的年轻人担任，以效仿宙斯的酒侍、传说中的甘尼米（Ganymede）。有些现代作家从中看到了正直的“日耳曼人”（将军）与堕落的“希腊人”（马车夫）之间的文化冲突。又或者，将军仅仅是出于嫉妒，因为他自己也中意那年轻人。

关于布特里克其人，更可信的一点是，从他身上可以看出罗马野战部队对“野蛮人”兵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在尤利安皇帝治下，此类军队往往只在不超出阿尔卑斯山的范围内才会为罗马而战。罗马帝国居然会接受来自军事辅助者的这种带有羞辱性的约定，想必当时的形势相当绝望。

围绕使用外国军队的历史趋势，虽然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但我们并没有多少了解。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言，“谁可以携带武器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决定涉及微妙、复杂的考量”[397]。

例如，帝国招募“野蛮人”是由于人力短缺，还是恰恰相反，是由于帝国不想招募自己的臣民，好让他们有健全的身体从事税收所依赖的农业生产？皇帝的贫穷属民们不愿参战，是因为长久以来已习惯了地中海核心省份的文明生活，还是对帝国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和控制有了清醒的认识，又或者是因为基督教具有让更多人关注来世的副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不速之客，也就是哥特定居者们，并不满意。我们现在就来说说他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