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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券能否解决公平问题

浙江省长兴县是全省的“小康县”和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但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能满足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享受财政拨款的只有公办学校。

许多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认为，政府的义务教育应该针对全县所有学校、而不仅仅是公办学校。这样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学生无论在哪里入学，都应该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福利，不能因为上了民办学校，政府就可以免除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

有鉴于此，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局熊全龙局长等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教育考察时，特别留意到他们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一视同仁的做法。

加利福尼亚州公共财政中的教育补贴并不拨给学校，而是通过“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到学生手中，从而调动了各方办学的积极性。

那么，教育券能否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教育券在美国叫“学券制”，它的发明者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为了解决公办学校的低效率与政府必须为平民提供免费教育之间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发明了一种以教育券取代公办学校的做法。

具体做法是：将公共财政的教育经费平摊于每个学生，手持学券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依照教育券的数字给学校拨款。

这样一来，不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哪个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好、招收的学生多、得到的学券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也就多。它把竞争完全引入了美国的公办学校体系。

学券制的最大妙处就在于：

它巧妙地利用政府财政拨款杠杆激发了民间办学的热情，使基础教育这个属于公共产品的领域也能充分实现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教育效率；

它把受教育的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学生和家长，如同把购买商品的选择权完全交给消费者一样；

除此以外，它还有助于减少教育领域的腐败，几乎完全消灭了在这方面的寻租机会。

事实上，一旦实行教育券制度，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界限也会变得非常模糊化。

教育券怎样才能体现平等

实行教育券的主要目的，是在更大程度上强调公平。

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只有公办学校可以享受由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在民办学校的学生就享受不到，这能算是公平吗？回答是否定的。

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富人有钱送孩子上民办学校，为什么还要与穷人家的孩子“争夺”政府的教育资助呢？

出现这种观点并不奇怪。据说当年弗里德曼提出学券制时，就有一位社会学家郑重提出，只能给穷人发放“排富性教育券”。更多的人则提出，应当根据家庭的不同收入来发放数额不等的学券。“富人少发券、穷人多发券”，实行差额补助，这样才显得更公平。

容易发现，这种做法理论上说不通、实际上行不通。

首先，大家都是共和国的义务教育对象，为什么要根据上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不同，进行人为的分类呢？

其次，民办学校孩子的家长，如果他们靠自己的能力、眼光、汗水、运气在市场竞争中先富起来，为什么在子女受教育方面反而要受到排斥和歧视？这不符合国家政策。

最后，实行学券制的初衷就是完全公平，而现在硬要分出等级来，就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了。

更重要的是，一旦实行“排富性”动作就必然会强化行政权力，造成新的腐败。

容易想到的是，这样的“排富性”最后反而会变成“排贫性”——不难想见，大量的教育券最终会集中到有权有势的人手中！

长兴县的具体做法

那么，浙江省长兴县又是怎样实行这项制度的呢？

长兴县教育局领导回国后反复思考，最终推出了一张张印制精美、大小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纸片。背景图案是漂亮的教学大楼，印有“教育券”3个大字，票面上有200～500元不等的金额。

在长兴县范围内，学生持有这种教育券在民办学校、职业学校就读，就可以在入学报到时冲抵相应费用。学校凭教育券再到教育局领取等额拨款。

家庭贫困学生享有的资助，同样也是通过发放教育券来体现的。既保证了专款专用，又规范了贫困助学金的资金使用方向。

据统计，2002年长兴县共发放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类、职业教育类、贫困学生助学金类3种类型的教育券156万元，惠及3220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