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心法九 为大事能屈能伸求安宁装装糊涂（第3页）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结，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可见，为人不可太精明，还是糊涂一点为好。

“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精明，无非想占点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小亏。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总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人，真的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清醒，自己太累，别人也不舒服。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即宁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则出现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俞则留在国内，仍是为国忠心耿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因为身为国家重臣，不会保身怎能治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佞臣，重立卫成公，宁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这是孔子对“愚”欣赏的典故，他很敬佩宁俞“邦无道则愚”的处世方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俞那么聪明，但很难像宁俞那样糊涂。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糊涂是官场权力较量的基本功。仅以三国时期为例，就有两场充满睿智精彩的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佯装糊涂得以脱身；二是曹、司马争权时司马懿佯病巧装糊涂反杀曹爽。后人有语云：“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聪明过人，却仕途坎坷，曾赋诗慨叹：“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

所以说，我们做人时刻都要留点心眼，你固然聪明，但也不要太过彰显，这样做除了能满足你那无谓的虚荣心，还能代表什么呢？相反，它反而会使你成为那根“出头的椽子”、那只“被抢打落的出头鸟”。退一步说，即便是在不掺杂任何竞争因素的朋友交往中，倘若你太不知分寸，凡事都要点个明明白白，也一定不会受到欢迎。因为你在彰显聪明的同时，已然无形中贬低了朋友的智商，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呢？

聪明与糊涂是人际关系范畴内必不可少的技巧和艺术。得糊涂时且糊涂，更是比聪明人还聪明的处世哲学，是一门人生的大学问。只有糊涂一点，人才会清醒，才会冷静，才会有大气度，才会有宽容之心，才能平静地看待世间这纷纷乱乱的喧嚣，尔虞我诈的争斗；才能超功利，拔世俗，善待世间的一切，才能居闹市而有一颗宁静之心，待人宽容为上，处世从容自如。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人生是个万花筒，一个人在复杂莫测的变幻之中，需要运用足够的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失手于人。但是，人有时候亦应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处世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后天的聪明，人贵在能集聪明与愚钝于一身，随机应变，该糊涂处且糊涂。曾国藩明白其中的奥妙，于是藏锋守拙，将清醒留给自己，将糊涂做给别人看。

不自觉的糊涂是真糊涂，刻意为之的糊涂是假糊涂，而假糊涂因是装出来的，极易露馅，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孙膑装疯就只好连臭粪也往口内塞，而且要表示不知其臭；阮、刘避世，不自禁与酒结下了缘分，常常大醉不醒，而不醒处正是醒处。装糊涂极不易，所以郑板桥感叹道：“难得糊涂。”

假糊涂之处世哲学是由乱世或皇权森怖时代之人总结出来的。乱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闯出天大事业来的；而当皇帝自恃聪明，由着自己的性子信口开河，即或说者无心，而听者自奉以为金口玉言，金口玉言也就是金科玉律，君叫臣死，于是臣不得不死。当此之时，也就人人自危了。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官，鲜有不战战兢兢以自处者，不会装糊涂的人常常不得善终。所以很早以前老子就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汉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因而“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早年的曾国藩是个很有性格、直言无忌的人，但历经多年的仕途坎坷后，他也有一个“浑”字诀，即不能要求所有的事都明明白白。

一个正常的人，有时需要糊涂，但有时也需要精明，关键在把握糊涂与精明的时机，如果把“难得糊涂”当做是一贯的信条，那他岂不成了一个真糊涂之人，未见有一个真糊涂之人还能成就大事者，如果对一个笨人、傻瓜，还跟他说“难得糊涂”，那么说此话之人必是一个十分阴险之人，企图通过使别人永远在糊涂中不能自醒而保持他那份精明的优势。古代像包公、狄仁杰等那些执法如山的断案清官，大多是十分精明之人，精明与正直才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崇敬。因此奉劝世人，“难得糊涂”切不可滥用。

曾国藩所说的“难得糊涂”是说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因精明而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则不要太精明和正直了。这在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二十日给几位弟弟的信中可清楚得知。

王璞山因骄致败，贻误大局，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了。前日他在家招募乡勇数百，在石潭杀死残寇30人，便假报胜仗，说杀贼数百人。我非常讨厌他。我与中丞、提督三人联衔具奏的一道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过折子底稿，后来左又增添了几段，竟把王璞山打假胜仗也添了进去。发出折子后，左才送折稿来让我同意，事已无可奈何，我只得隐忍去做。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又战败，逃奔数次，前不久来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烦恼郁闷，许多事不顺手，只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前日当面把朱石樵责备一番，他也无辞以对。但官场中人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一事无成，辜负了皇上委任之心，只有自愧自恨而已，还能怨恨他人吗？埋怨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世道的混乱，一定先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开始，诸弟必定要一一勉强区别，就会越求明白，越至混淆，一定会怄气到底。希望诸弟学会心平气和，学会“难得糊涂”。璞山的事，从今以后，你们不但不要说，而且也不要信中说。由于是非颠倒，自己清正为人，使自己“许多事不顺手”，所以只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显然，曾国藩是以自己亲身经验告诉诸弟，整个环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独立，企图力挽狂澜于一隅，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涂能行吗？通过曾国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一个不喜欢谏诤的昏愦国王面前，大家都阿谀奉迎、奴颜谄媚，“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而唯有你刚直不阿、直言不讳，不招来杀身之祸已是万幸了，所以当你面临无能为力改变风习时，或者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者以难得“糊涂”委曲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纯洁，以待时机，另图良策。否则只能像屈原那样志洁行芳地去毁灭自己。

那么，曾国藩是否真的总是使自己在糊涂中度日呢？看了下面的事自然就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当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把大权交与他的时候，曾国藩却能立即想到，苏、浙、皖、赣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财富宝地，现在朝廷竟全都交给自己，这无疑是对自己极大的倚重，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摆不脱肃顺的阴影，想到了肃顺近年来对自己和其他一些汉族官员的关照，以及他们之间虽非直接、但也不同寻常的联系，可千万别在什么地方将自己牵连进去。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很自然地将两件事联系起来，朝廷为什么一面给自己加官增权，一面又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告诉自己朝政大局的变化呢？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权者必定是个能人，不可轻视，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赶紧找来李鸿章就此事交换意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素称能识大局，对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现在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觉得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对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国藩久久不能入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刚刚四更一过又醒了。躺在**，他再次翻来覆去地进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制，两江总督例得兼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务，但浙江的军务向来归闽浙总督节制，现在让他兼管四省军务，的确有超越祖制的地方，会对地方政权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一时颇为沉重，感觉到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盛，而古之得虚名并值时艰者，往往不得善终。想到这里，不禁悚惶之极，于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军务。

为了上奏辞谢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整整准备了10天的时间。他与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进行讨论，总想计出万全，找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说服朝廷。经过反复议论，大家一致认为只好将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军一事上做文章。

1862年1月，清廷正式批复，曾国藩仍然兼辖四省军务，并谕令曾国藩不得再行奏辞。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设职两条理由拒绝了曾国藩的推辞。曾国藩在感到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之外，也知道这么大的权力的确有些烫手。于是，他在表示接受节制四省军务这一特殊差使的同时，又特地向朝廷奏明，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未攻克之前，希望朝廷不再给予他和他的诸位兄弟任何恩赏。

看了这些，还能说曾国藩糊涂吗？

可见，形似痴癫的人不见得愚蠢呆傻。那些真正的聪明人，常常被人看做是愚痴，却不知他们的心比任何一个人都清醒。入世的大智者大抵如此。

不过，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戏，看清了，也就释然了。郑板桥的那四个字“难得糊涂”包含着人生最清醒的智慧和禅机，只可惜有一部分人悟不透，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终日郁郁寡欢，忙碌不堪，事事要争个明白，处处要求个清楚，结果才发现因为太清醒了、太清楚了反倒失去了该有的快乐和幸福，留给自己的也就只剩下清醒之后的创痛。难得糊涂，糊涂难得。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才能在平静之中体味这人生的酸、甜、苦、辣。

老子大概是把糊涂处世艺术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第一人。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中国人向来对“智”与“愚”持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我们理解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足够了。

老子说：“鱼不能脱离深渊，这样才能受到保全，国家精良的先进武器不能随便展示给人们。”意在告诉世人，人只有在心中清楚而形似愚拙时才能养精蓄锐，一鸣惊人。韬光养晦，以假示敌，无疑是对敌时的一种大谋略。对于成功者而言，只要人生目标的大方向没有改变，有时候装傻作愚，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