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心法十 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势择路顺势行（第2页）

怎样克服模仿的习性呢？这里我们想提出“换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在研究汽车的安全系统如何保护乘客在撞车时不受到伤害，最终也是得益于换一面解决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汽车发生碰撞时，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车内因移动而撞伤——这种伤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种种尝试均告失败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绑在车上不动，而是去想如何设计车子的内部，使人在车祸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且开启了汽车设计的新时尚。

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人们解决问题时，时常会遇到瓶颈，这是由于人们只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换一换视角，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换一面考虑问题，情况就会改观，创意就会变得有弹性。记住，任何事情只要能转换视角，就会有新意产生。

曾国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关于战争，曾国藩在治军方面有几点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

咸丰二年（1852年）6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8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10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11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12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要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年）12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创建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但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油头滑脑，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做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发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张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20000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陆主力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濒临绝境的战局。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东，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4000只，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赧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1年零4个月。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曾国藩再度出山。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摧垮，清廷开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3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54岁。

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论兵员，太平军始终比湘军数量多，天京之围，仅李秀成、李世贤的援军就达十多万人（号称60万），而天京城下的湘军水陆军仅三万余人。以后围城湘军陆续增至五万，而太平军城破被杀的就达十万余众。论装备，李秀成有洋枪二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令人心惊胆战，以致曾国藩在战后多次感叹，“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论战争的指挥者，太平军前期的杨秀清、石达开，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闲之辈。

那么湘军制胜的原因在哪里？

从战争的动员来看，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作战。湘军的书生将领都笃信程朱理学，有顽固的封建主义世界观，而出身农民的士兵与封建礼教并不矛盾，于是，他们在“誓死卫道”的口号下很容易结成一体。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根基，特别是后来发生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事件，人们的宗教热情顿然冷淡下来，诸王离心离德，群众像一盘散沙，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打仗，王运闿的《湘军志》也说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的几次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然而，关于战争，曾国藩有几点则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前面已述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把军营办成大学校，是古今罕见之例。此外，湘军的束伍练技、幕府制度、后勤供应等等，都是无懈可击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如，湘军总的战略路线，先夺武昌，以两湖为“立脚之根本”，利用水师优势，建瓴而下，依次夺田家镇、九江，强攻安庆，直捣金陵。这在当时可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再如，对天京的三路进兵计划，曾国荃率主力顺江直下；左宗棠巡抚于浙江，牵制李世贤；李鸿章去上海，迎战李秀成；左、李同时对天京形成大范围包围。这种一路主攻，两路策应的战略，无疑也是正确的。

（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等。

《孙子兵法》中说：“军急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军事战争中最难处理的是把迂回的弯路当成直路，把灾祸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也就是说，在与敌的争战中迂回绕路前进，往往可以在比敌方出发晚的情况下，先于敌方到达目的地。其实做人做事，亦应借鉴于此。

然而，生活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在一条路上不断地行走，当无路可走时，便茫然不知所措，开始怨天尤人起来。其实，这不是因为路太短、太窄了，而是因为他们的目光太短浅、太狭隘，最后堵死他们的不是路，而是他们自己。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路旁也是有路可走的？

是的，在人生的征程中，大多数的人们都愿走直路，沐浴着和煦的微风，踏着轻快的步伐，踩着平坦的路面，这无疑是一种享受。相反，没有人乐意去走弯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弯路曲折艰险而又浪费时间。然而，人生的征程中却总是弯路居多，山路弯弯，水路弯弯，人生之路亦弯弯，只会走直路的人，恐怕一遇上弯路就傻眼了。因此，若想获得成功，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就势择路、曲线致赢。

就势择路，迂回前进，适用于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当你思路堵塞之时，不妨另寻他法，换个角度去思考，换种方法去做，也许你就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凡事不妨换个角度和思路多想想。世上没有绝对的直路，也没有绝对的弯路。关键是看你怎么走，怎么把弯路走成直路。有了绕道而行的技巧和本领，才能在每一次人生出击中避开非赢即败的“老规矩”，从而顺利打通另一条成功的途径。

学会就势择路，拨开层层云雾，便可见明媚阳光。也许你曾经奋斗过，也许你曾经追求过，但你认定的路上却红灯频频亮起。你焦急、你无奈、你恨天、你怨地，但为什么就不能就势择路呢？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最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别忘了及时检视选择的角度，适时调整。放掉无谓的固执，冷静地用开放的心胸做正确抉择。每次正确无误的抉择将指引你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就势择路，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在审时度势。就势择路，不仅是一种进击之道，更是一种豁达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大路车多走小路，小路人多爬山坡，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这样在人生的战场上，你将永远是一个出色的士兵，一个能够每次都拥抱胜利的成功者。

昔日经验未必可信，不可泥于往事成败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观念给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带来倾向性，解决一般问题的时候可以起到“驾轻就熟”的积极作用，但是很多时候它也是一种障碍、一种束缚。其实，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对以往经验或失败经历的固步自封，常常会令人钻入死胡同，由此不得脱身。很多人一直没有长进，往往就是因为受到了昔日成败经历的影响，固执地按照旧经验做事，即使这条路是错误的，仍然死不回头，其结果可想而知。

可见，做人不能只挑自己熟悉的路走，如果一直沿着老路走，你就体验不到新的风景。如果这条路被改道了，你就会觉得无路可走。做大事之人，不能拘泥于以往的成败，没有被完全堵死的路，只有被堵死的人。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袁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