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帝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帝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盛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推辞,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又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生活中,很多人在遭遇某类挫折之后,就变得“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唯唯诺诺不敢向前。殊不知,时过境迁,原本危险的东西如今或许正是成功的捷径,为何不去尝试?为何不敢突破?一个人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打破旧经验,就必须要变化,只有变化了才会有希望。
这世间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在不断翻新的新世纪,倘若一直以以往的成败为判断依据做人做事,等待你的必将是淘汰、是死亡!有这样一个实验:美国密执安大学著名学者卡尔·韦克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6只蜜蜂及6只苍蝇装进同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向窗户。这时他发现——蜜蜂不停地在瓶底寻找出路,直到力竭而死;苍蝇则会在两分钟之内,穿过瓶颈找回自由。事实上,正是由于蜜蜂对光亮的喜爱和它们的超群能力,才使得它们走向灭亡。
实验告诉我们,那些过分迷信于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固守教条的人,最后往往难逃厄运。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不可想象、不可理解,生活中的“蜜蜂们”,随时都有可能撞上走不出去的“玻璃墙”。
毋庸置疑,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面前,一味套用以往的成功经验是极其愚蠢的。不要习惯性地认为以前的“正确”,就一直都“正确”,很多事情必须要在尝试以后才能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果你想好好生存,就必须拥有创新的智慧,而不是教条式的机智。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不创新,就死亡!”这句话是验证无数客观事实而得出的结论。近年来,宣布破产的企业老总比比皆是,原因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懂创新。竞争于人而言,基本是平等的。社会环境宛如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时时都在动、都在变化。眼前的成功只是暂时的,任何成功的经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要想时刻处于成功的位置,就必须不停地否定自己,时刻督促自己进行变化、进行创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更成功,就要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念。
在不利中发现有利,化被动局面为主动
“人类最奇妙的特性之一,就是变负面为正面的力量。”当出了差错,或遭受某种挫折,造成了某些损失后,成功者会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就要懂得将被动化为主动,将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在这方面确实有一手。
日常生活中,时有突发事件令当事人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此时若能随机应变,拿出对策,便可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能否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看当事人是否有所准备,能否事事想到前面、做到前面,尽量不给自己留下有可能陷入被动的隐患。
能否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看当事人能否保持冷静,一旦突发事件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发生,是否可以以积极的态度、灵敏的思维审视问题,尽量争取解情势之危。
能否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看当事人能否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懂得从不同的角度去深挖问题,并从中寻找突破点。
欲成大事者,需要有这份化被动为主动的能力,如此才能在纷扰复杂的人生中处乱不惊,遇事便可心中有数,从而迎来生活的和顺、事业的成功。
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洲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安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权贵是不放心的,安排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明白其中缘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求教。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决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听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招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处,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在慈禧犹豫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书,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弹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捡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度过了这一危机。
然而,很多人在犯错以后,根本做不到曾国藩这样镇定自若,他们满脑子都是利害关系,只知道惶恐不安,如此只能让被动变得更加被动。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生,每个人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苦苦挣扎,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两个极端,又只在咫尺之间。有人把它们称之比邻而居的门户,也有人说它们不过是前后步伐,其结果相距那么遥远,又如此紧密相连,成败的转换只在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败时,我们不妨对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几种常用的应变之术。
一、就地取材。某些场合发生突发事件,会令当事人陷入被动境地,此时此刻若能就地取材、借景生情,便能摆脱困境。例如:一次,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和赵炎在山东演出,在调侃着“吹牛”的问题,突然台上的灯泡炸裂,台下观众躁动起来。马老师当即说道:“我们吹牛的功夫真是到了家,连灯泡都被吹破了。”此话一出,台下掌声顿时响成一片。
二、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是大智大勇者“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独特处事方法,它既是一种创新,又是一种对常规的破坏。当然,这种“破坏”不表现在对人情和风气习惯上,而是表现在能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常规思维上。新的思路往往能在常规事物之外找到突破口,当然这也需要人的清醒判断和某种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例如,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患了脊椎病。手术以后,医生为了多要一点手术费,便对肖伯纳说:“肖伯纳先生,这可是我们从未做过的手术啊!”“那么,请问你打算付我多少钱试验费呢?”医生原本想要多收一点钱,肖伯纳却从对方话中找到突破口,告诉医生新手术意味着什么,令其“偷鸡不成蚀把米”。
三、虚张声势。《百战奇法·弱战》云:“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这就是典型的虚张声势,也是人们在处于被动境地时,较常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三国中张翼德大闹长坂桥,救走赵子龙,所使用的正是这一方法。
生活中,很多人其貌不扬、语不惊人,却往往能顺利通达。其实,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善于化被动为主动。
“如果手中有个柠檬,把它做成柠檬汁。”不过,常人一般不具有这种心态,当他们发现上帝赋予自己的只是一个柠檬时,往往会开始自暴自弃,却不愿意思考怎样去改变现状。化被动为主动需要我们具备一个良好的心态,镇定地、全面地、多角度地考虑问题,在事态的发展中慢慢扭转局面。只要你肯用脑,相信你就会赢得精彩。